盲目夸大《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