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详细内容(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