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自孔子之后的道统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道统”既不是由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继承过,也并非属于某些人私有:“时诸儒以观心空寂名学,徒默视危拱,不能有论诘,猥曰‘道已存矣。’”(19)这里的“时诸儒”是有所指的:“古圣贤之微言,先儒所共讲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尝讲,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亲领,游、杨、尹、谢之流,而张、吕、朱氏后时同起,交阐互畅,厥义大弘,无留蕴焉。窃怪数十年,士之诣门请益,历阶睹奥者,提策警厉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宣各有论述,自名其宗,而未闻与众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岂敬其师之所以觉我,而谦于我之所以觉人欤?”(20)显然,叶适是批评两程至张、吕祖谦乃至朱熹等理学家。在叶适看来:“道者,天下共由之途也。使有人焉,以为我有是物也,将探而取之,而又曰我得之矣,则其统已离矣”(21),其意指两程等人自命继承了道统,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道统。叶适也断然否认陈亮所说的汉唐帝王、英雄豪杰也能继承孔子道统的观点。在叶适看来,孔子之后虽然没有具体的人来继承道统,但是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六经始终存在于世,那么道统也就存在于世,而不像朱熹等所说的儒家道统密传几绝,因此应该从源头六经开始钻研,认真理解六经的含义,以真正掌握儒家道统,否则就会像子思、孟子那样走样。他说:“道者,自古以为微渺难见;学者,自古以为纤悉难统。今得其所谓一,贯通上下,应变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虽极乱大坏绝灭蠹朽之余,而道固常存,学固常明,不以(孔子)身没而遂隐也”,(22)因此,“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为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23)叶适之所以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习学记言》,其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叶适还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话,表现他自命继承道统的理论根据与意向:

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圣人之行事,循其言语动作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世,其意反覆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而已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24)。
显然,叶适以为可以通过“学其(圣人)言”而达其道,即继承圣人的道统。正因为此,叶适对曾以续六经为己任的王通不无恻隐之心:“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25),“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26)叶适对王通的赞美,实际是他自命道统继承人的心灵写照。

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27)。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这种功利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例如,叶适认为周公平武庚之叛的功业是符合王道的:“武庚弗顺可也,四国多方,胡为而迪屡不静乎?以是知纣之存亡为世道之大变矣。周公虽尽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后,圣人之治终不复作,乃世变之当然,不可不知也。”(28)换句话说,周公这种符合王道的功业,符合“圣人之治”的要求,也是他继承道统的根据之一,但后世则很少有完全符合王道的功业了。叶适讨论管仲与诸葛亮两人的功业与王道的关系是十分典型的资料:　

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春秋》二百余年载之。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而处士权谋用为首称。诸葛亮治蜀,虽不能复汉,然千岁间炳如丹青。余摭亮所行实用霸政,而论者乃以为几于王道。盖古今之世不同,而人心见识亦随以变也(29)。
    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以(诸葛)亮始末考之,历历可见;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余论误之也,余故谆谆具之(30)。
这里,叶适虽然将管仲辅齐桓公称霸仍看成“与王道未有以异”的功业,但明确表示这是“周衰,圣贤不作”的情况下出现的“成匡济之业”,意思是管仲仍不属于圣贤,当然叶适也就不会说管仲有资格继承道统,只承认孔子所品评的“如其仁,如其仁”了。至于诸葛亮,叶适十分明确指出他“实用霸政”,那么也就完全没有资格继承道统了,因此对那种认为诸葛亮“几于王道”观点,叶适表示不能同意的。叶适之所以“谆谆具之”,是因为功业必须以王道为准,如果功利与王道相悖,那只是申商韩非之类的功利,是不符合王道的,因此也就应该剥夺他们的道统继承权。显然,叶适的功利说是基于王道理想之上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王道功利论。

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指出,古今人物对功业态度是不同的:　

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蜂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秦之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空手辅佐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然则王道之亡而人心转易至此,嗟夫甚哉!学者贵自反而已(31)。
    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传以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战国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自以为甚恕矣;至于书传间时得其一若申商之类者,未尝不拊卷嗟惜,以为偶举而必效,当行而无疑也(32)。
这里,叶适指出古人与今人对功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以“德”来致天下,而不以力征,后人则以申商韩非之术来致功业。因此他指出:“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王道)自此而坏,若后世则不然。”(33)叶适曾例说周文王:“文王不改物,始终一道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最论王伯(霸)之准的也。学必守统纪,不随世推迁,后学既讹伯为霸,而其道亦因以离。”(34)显然,周文王的德行与功业是无可指责的,而后世既讲霸道,自然也就离开了道统了。这里还须补充,上述引文中,叶适明确表示反对“霸、王杂用”之说,虽未指明何人,但陈亮所持“王霸并用”之说,叶适显然是不能同意的。

叶适以这种观点来讨论其他历史问题,如评论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并以周公相比较:“孝文(帝)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35)叶适在讨论春秋时期史事时也批评过孟子:“狐偃言‘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伯,纳襄王,霸业实始于此,与荀劝曹操拒袁绍事意略同。盖诈谋日开,假托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恶,而孟子犹与尧舜汤武同称,盖择义未尽也。”(36)晋侯求霸业造成了“王道遂亡”的结局,自然是破坏了道统,而孟子比作尧舜汤武,即将他也列入道统体系,叶适是不能同意并对孟子提出批评。叶适还批评过欧阳修赞扬汉唐而轻三代的观点,以为欧阳修所说“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表示强烈反感,这正是基于他那种王道功利论之上的。

总之,叶适的王道功利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总体来说,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确实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而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