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挖掘优秀民俗文化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资源保障

　　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生活属性，民俗文化在各种文化中是属于基础性的文化，最底层的文化。20世纪末盛行各国的“文化热”，很大程度是文化寻根，这里的文化之“根”便是民族的民俗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两类内容：一是处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上层的、知识阶级的文化；一是处于底层的、平民的、大众的文化。下层的民众文化由民间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传统道德观念等等组成，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在性。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牢固的文化，其牢固性表现在民俗文化水乳交融于每个民族个人的内心深处。人都有其族群属性，而族群属性是来源于其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从而族群成员共同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民俗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现象，是由族群成员共同认可的心愿凝聚而成的，群体心愿的一致，形成了民俗特有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使民俗具有向心功能。民俗流传越深广，群体凝聚组合力就越强，民俗向心力也越大。
　　这种向心力就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乡情、乡音、乡土观念。“爱乡敬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支柱。比如，广大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海外华人都尊崇妈祖，妈祖庙除在闽粤地区广见外，在东南亚各地也是常见的。他们敬奉妈祖，其实也是“敬土怀乡”、“祈保平安”观念的体现。在赣文化中，麻姑庙则是人们敬奉的神祉，这也反映了赣地山川密布，麻姑神是人们祈望避野兽、瘴痢的愿望的保护神。发祥于江西南城麻姑山的麻姑信仰与崇拜，有向全国流播之势，在道教信仰中占有一席之地。
　　再有如赣文化当中有着最积极意义的儒家文化，对江西人精神世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两宋创立理学的代表者朱熹、陆九渊都是江西人。由于江西受儒学、道家张天师、理学的影响更直接、更深远，使得江西人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
　　1．文节高昂的爱国情操。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几千年来，江西的爱国主义志士层出不穷，徐孺子、陶渊明、胡铨、洪皓、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魏禧、朱耷、黄爵滋、李烈钧、刘和珍、方志敏、姚名达，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以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激励着后人。
　　2．尊师重教、喜文好学。六朝以来，江西就有倡学敬教的风气。此后数千年，办学之风愈盛，蔚然成为赣文化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宋、明两代，江西书院就有528所，著名书院数十余家。江西历来出人才，两宋、明朝是江西人才出现的鼎盛时期。历史上甚至有“朝臣半江西”之说。直到今天，临川、吉安仍是著名的才子之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
　　3．敦厚质朴、崇实达理，是江西人普遍的性格特征，埋头苦干，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不尚空谈，已成为江西人的基本民俗。陶渊明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王安石性情耿直、居官清廉正直、为扭转国家积贫积弱而锐意执行的改革；汤显祖执守人生高义、高举理想的人性追求的大旗；陈炽、文廷式为近代中国的没落而疾呼变法图强，这些先贤的事迹都已经深深影响着江西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必将为江西人提供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精神源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新”字并非是异于所有过去之新，而是在继承优秀、健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基础上，所焕发出来的全新的内涵。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集千百年农村形态的最高理想、反映农村形态的最美好愿望，它应该是几千年农村文明、民俗文化优秀成果基础上开出的绚丽之花。

　　四、发挥优秀民俗文化中消解矛盾的功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有效手段

　　一个社会有其社会管理系统，其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上层阶级的法律、政令；再者就是社会底层的社会民俗。如果说上层统治的政令法规带有强制性的话，那么社会民俗则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它的影响、作用。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当这种作用潜移默化发生时，经长年累月在人们心中固定下来，一种“潜意识”的“强制性”也正形成。
　　民俗是一种带有规范力量的文化，其力量不可小视，在今天社会生活中人们依然尊崇传统民俗，就是民俗文化正在依旧释放的能量。在一定的民俗区内，民俗文化会使得人群互相监督民俗的实施情况，人人都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无形之中人们便都在民俗的轨道上进行活动。
　　民俗文化中还有许多的禁忌，也能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禁忌民俗的对象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背离了传统的关于“人”的标准和看法。比如人们要遵守近亲不能结婚、“叔嫂不能逾礼”等等，这些民俗禁忌就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道德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祥和、有序都是不可或缺的。再比如民俗中要求人们节约粮食，对于暴殄天物的行为，民俗禁忌说，雷公会用雷电劈人，这种禁忌也是约束人们看重食物，要求人们尊重劳动成果。
　　当民俗由地方乡绅、德高望重者加以条约化，这便成了乡约，乡约是教育、组织和鼓励人们和睦相处的手段。在赣文化中，乡约的制定是一独特景象。在美国学者郝康迪(KandiceHauf)著的《十六世纪江西吉安府的乡约》中，详细论述了江西众多的民间乡约的功能和目的。从江西大量的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江右人士制定乡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在于使“百姓亲睦”。礼仪道德是乡约的主要内容，乡约能处理和缓解乡里社会存在的一些紧张关系，乡里中的“恶”与“仗势”应予克制，处于不利地位的老者、贫者、贱者需要保护，乡约让普通人们过上积极而富有道德的生活。
　　乡约，作为民俗文化形式，处于家与国之间，也是为着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的理想，乡约则是解决人们自愿结合，自我规范，以确保乡里和睦安全的良好办法。应科学处置乡约、村规，剔除封建迷信、宗族宗派的糟粕与陋俗，废除不利于团结的条条框框，为多数人服务。
　　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要充分重视、弘扬民俗文化的重要作用，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充分利用这种最稳定的文化形态，有效地消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那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现在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