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标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可以说是糊涂的，至少理解得很片面。最近，人们都热衷于谈“原创性”，好象学术的唯一目标就是提出前人所未有的新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术研究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整理学术传统、提炼知识等，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的任务和目标。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对以往学术传统（文献）的研究，它是长青的；另一个是对现实世界图象的探讨和思考。这就是说，学术研究的任务和目的，有一半是整理和提炼以往的知识，而且这一半可能是更“基础”的工作。首先，学术的发展同人类历史的变化一样，有前进性，也有循环性，并非总是在生产新的精神产品。许多“旧知识”需要不断地传播。启蒙的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很难说它会过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因为人类一代代地繁衍，新一代在青少年时期总是蒙昧的。若不进行一代一代的启蒙教育，人类很容易回到野蛮状态，或者走向专制主义，或者走向迷信、狂热宗教甚至邪教，等。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知识，在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新知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最大教训是没有搞清楚资本主义，就去否定它，把它看作“旧知识”，结果是求新求异而掉进了古老的“平均主义”和“官僚制经济”的陷阱。其次，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也可以有“原创性”。比如，以往没有人对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做过系统的整理，某一个人作了，他的这一工作就是原创性的。
近年来，“创新”、“原创性”这样的词语被喊得很响。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喊这个口号，是要根除教条主义的束缚，是另一回事。而学术领域则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学术需要先追求规范化，然后才可能谈创新。这就像拉小提琴，要想成为有创造性表现力的大师，必须首先作到左右手的基本技术动作规范。基本动作不规范，别说当大师，连合格的乐手也成不了。西方大学的硕士论文一般是写一个专题读书报告，而中国的大学的研究生手册几乎都在强调硕士论文“创新”。哪一个更科学？显然是西方大学对硕士论文的要求更加科学。创新、原创性不是随便喊来的。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需要自然科学与人类社会的革命性进步为基础。至少到凯恩斯时，经济学中的重大理论都已经成型了，帕森斯以后，社会学便走向庸俗化，不是创新，而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个硕士论文能够有什么创新？有的硕导、博导在指导论文时，不断地喊“创新”，其实他本人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篇规范的文章，甚至连课都讲不好。他这样指导的研究生，在将来也同样是讲不好课的。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篇有分量的读书报告必定能够讲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而一篇凭自己想象写成的所谓“创新”论文则不能，或许研究生、导师、捧场的评委们以为是“创新”，但实际上却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把戏，或者什么也不是。
在商品经济和金钱欲的诱惑下，读书日益让人们觉得痛苦，转型社会中市场赌博冒险行为与学术领域的浮躁心理相映成趣。“旁征博引”是中国学术的古训，并不是西方现代学术独有，然而今日却有人竭力反对它，还用“创新”为借口来遮掩自己的懒惰心态。这种倾向如果继续发展，只能导致中国学术研究丧失其基本功能，从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2．引证与“原创性”对立吗？
不少谈及引证的文章，都把引证与“原创性”对立起来。其逻辑是：一篇文章，引证越多，自己的东西就越少，因此“原创性”也就小了。在这里提出前面已经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原创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等，都是原创的吗？都是前人完全没有涉及过的吗？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的创新性至今有许多人怀疑，但是，又有谁敢否定他的学术大师的地位？在学术史上，有多少重大的理论创新不是在总结前人、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包括被视为最有原创性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难道前人没有一点相关的涉及？
一篇文章，引证越少就说明自己的东西越多——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论断。按照这种逻辑，党报中的社论最具有原创性，因为这样的文章多是连一个引证和注释也没有。在一篇学术文章中，没有著明出处的话与段落，有些可能是自己的，有些是别人的，包括大学课堂听来的、从媒介、书籍中得来的，等，只是被同化进自己的知识结构中换个方式说出来的而已。真正属于自己的、全新的道理，在古往今来的任何学者那里，都是很小的一部分。博大精深的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著作，恩格斯归纳他们的“发现”只有两点：一是剩余价值学说，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两点也是在前人的价值论和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至于那些根本就没有读什么书的学者，认为自己能够说出很多“原创性”的思想，我对此真感到茫然。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沃勒斯坦是尚活着的并影响很大的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了。他的核心著作是三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可以说，它是我所读到的引证最多、最烦琐的书了。有的地方几乎是一行一个引证或注释，让人奇怪他怎么能够读那么多的书。还有马克斯·韦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其中的引证和注释的篇幅几乎和正文的篇幅相当。这样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呢？韦伯自不必说了。沃勒斯坦被共认为是最有创新力的一个学者，他的许多新奇的观点引起不休的争议。如果读了这两部书并知道其学术价值，我们还会把引证和“原创性”或创新对立起来吗？
引证不仅不与创新对立，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前面已经说明，学术研究的任务之一是整理、提炼以往的知识，以实现新的传播。这个提炼过程就像从矿石堆中提炼黄金一样，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别人忽视了或不知道前人的某个有价值的论述或思想，你重视了（引证了），本身就是一个贡献，一种创新。这种提炼工作能够分出水平高低，比如，有的人选的是纯金、有的人选的是品位高的矿石、有的人选的则是矿渣，等。无论怎样，这是一项需要精力和智慧的创造性劳动。引证的内容，既是对他人思想或论述的转述，也是引用者的智慧的结晶。即使是一篇没有任何分析的完全“综述”性的文章，它也有个“取舍”的艰辛劳动过程，因此，也比那些天马行空地凭借想象发挥一通的所谓“原创性”文章有价值。至于研究性成果，其引证部分被作为正反面的佐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创新”不可缺少的有机成分。不懂得这样的道理，别说什么“原创性”、创新，恐怕连个平庸的“学者”也当不成了。
3．技术因素是次要的吗？
在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充分理性化的环境中，技术的因素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总是受到贬低、忽视。人们的价值取向是追求更高的、更大的、更远的目标，希望从“大事上”、“本质上”、“根本上”一揽子解决问题，而不知道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从技术细节上作起。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追求遥远的“主义”、“理想”，结果把社会搞得乱糟糟的，甚至以不同的形式走向迷信崇拜或狂热宗教。在学术领域也是同样，空喊“立场”、“倾向”、“创新”、“突破”，而轻视具体规范，使学术研究始终停留在低水平和前科学状态。
“学术规范”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包括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概念体系、以及具体的方法等。引证是最基本的规范，也是技术层面的工作。现代理性的原则要求人们用技术的、科学的手段处理事，以达到预期目的。这种原则同样渗透到现代学术中，并成为学术评价的一个标准。一篇规范的论文，通过介绍学术传统、通过引证、注释，既传播了知识信息又使读者能够看清楚作者的创新之所在。引证这个技术性工作，使论文的质量得到起码的保证：如果作者自己没有新思想，它的文章也有“资料”的价值。有些领域的研究，比如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报告、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等，是不需要文献的，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科学论文，也有必要说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材料的来源。而一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文献资料（著作、历史记载、档案记录、统计数字等）的基础之上的，引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取舍、详略、对比、分析等，都一一关系着论文的质量。一个学者可以拼凑引证的数量以达到“形式”，但读者也很容易识别它的虚假与水分。
引证是促使作者“创新”的一个推动力。故意隐匿某一论述或思想观点的出处，常是作者创新乏力的结果。他（她）不能够在别人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进展，所以干脆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的说出来，或作为自己的结论。这样做，被称为学术“剽窃”，是一个很尴尬的、不光彩的境地姑且不说，久而久之地不动脑筋，创新力也将彻底丧失。规范的引证则是一种强迫力量：别人已经说过了，要想有创新，必须超过别人的论述和结论；要么仅仅是一种介绍之作，尽管也有其价值。
引证能够促进形成良性学术生态环境。目前，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很差。许多学者一提到学术环境，就习惯性地批评行政干预的学术体制。不可否认，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的确构成了学术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罪于体制。应该明白，“体制”不仅仅是官方制度规定，而同时包括每个个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说，学术界许多坏的现象都是学者们自己所为。中国学术目前没有象样的学派、流派，有的只是师生关系、私情关系的小宗派、小团体、小圈子，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左派”与“右派”。这是一个很恶劣的学术生态环境，要想改变它，仅仅靠政府制定文件、发号召是没有作用的，而要靠每个学者的基本素质的提高。学术创新是在研究学术传统、整理与提炼以往知识的基础上实现的，学术流派也是以学术规范化为基础形成的。被不少人引为自豪的所谓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髓，实际上是一种很有害的传统思维习惯。它在学术上的表现是，把别人的成果和自己“合一”，稀里糊涂地分不清你我。以这种非科学的、非理性的方法，怎能期望有进步、创新？怎能有“流派”产生？
以上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引证的重要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学术界目前存在的非理性的精神气质。忽视、轻视、践踏学术规范，显然是一种情绪性的、情感性的前科学蒙昧状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种精神气质与宗教的心理活动很接近。它在落后国家十分普遍，与人们行为中不尊重法律、纪律、不遵守交通规则等，以及思想中的迷信、崇拜、碰运气、急于求成、对成功者嫉妒等，是共生的事物。我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发现，外国学者的论文都是很规范的，有大量的引证注释，还附上参考文献；而中国学者的论文则多是光秃秃的。更让人悲哀的是，中国学者还常带着松松散散、满不在乎神气，自以为是地讥笑别人“形式主义”；有的学术刊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的刊物）或者把所有文章的注释全部删掉，或者苛求7000字以内以便多发稿子、多揽人情；有的研究生一边做生意赚钱或者睡懒觉、上网游戏，一边咒骂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文献引证的要求妨碍了他们“创新”……这样的等等现象，都一一说明了中国学术的原始与粗糙。
现代化的学术是高度理性化的，它对手段和方法的精细化和技术性的要求很高。一个学者不一定每一篇文章都是严肃学术论文，他有权利写随笔、感想、时评、杂论等类型文章，并可以成为各种“家”甚至“思想家”。但是，学术理性是很严酷的：这样的文章只能算是“学术性的”或者“与学术有关的”，而不能算是严肃学术论文（或“科学的”论文）。那些不愿意写出一些严肃学术论文的“学者”，只好永远站在学术殿堂的大门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