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思想原则之迷宫的通道，才不至于在观念的大杂烩中不知所措”正象他的研究所显示的，“五四”启蒙运动缺乏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缺乏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但事实上却又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其中的缘由即“在各种理论矛盾之中仍然保持着的内在统一性乃是一种‘基本态度’”，这种“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种观念的逻辑联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纷杂的观念背后，存在于表达这些相互歧异的“观念”的心理冲动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态度”之中。〖14〗对这一态度最鲜明的表达莫过于胡适，他在总结“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的《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5〗汪晖相当敏锐地发现这种态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对象性，但它指向对象的是“价值判断”，而非“结构分析”。〖16〗那么评判好坏，估定价值，它的标准从哪里来？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传统社会“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他声称这种“破坏”背后蕴涵了共同的价值标准，“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下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陈独秀的表述中，文学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它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内在关联藉着反对“旧文学”得以表达，同时又隐含着更深的一层意思：在“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催生下“新文学”才得以诞生。这和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著名的“三大主义”相一致，“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7〗可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差异极大，就单纯的学理而言，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更何况把“科学”和“民主”的原则运用到文学领域还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中间环节。

在胡适对文学改良“八不主义”的呼唤中，在周作人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吁求里，〖18〗我们的确隐约可以听到“科学”和“民主”的回音，但这回音夹杂在对传统文学“堕落”、“非人”和“贵族化”的斥责声中，含混难辨，依然是意向性的“态度”，而非明确化的“标准”。由此看来，仅仅透过对现象的剖析还难以把握“现代文学观念”的演衍幻化，尚需进一步推究现象背后的内在结构方式。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理论“创制”者们似乎在自觉地运用一种“否定式”的论证方法和修辞策略，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尽管“八不主义”的提出是否受到了美国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的《几个不》(A Few Don’ts)的影响，还是一个未有定论的问题，〖19〗但胡适宣称：“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而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20〗虽是有意为之，却并非言之无据。因为“八不主义”立论的基础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判，更不用说那种以“说不“的方式明确表达的否定意向。如果离开了它的批判和否定对象，我们很难想象所谓“新文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可见，正是通过这种“否定”的方式，五四的“新青年”们力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的主体同一性（subjective identity）。这种新的文学主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区别，它的同一性立基在一系列文学和语言内部的二元对立上：旧／新、古／今、雅／俗、死／活、文言／白话……紧接着二元对立模式的自然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之所以如此选择，不是依赖于理论性的阐明，而是根据东西方的比较。如果说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仅在“不避俗语俗字”的条目下援引“但丁路德之伟业”为例证，那么到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但丁藉方言写作以对抗拉丁文，最终创造新国语的史实，则直接成就了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1〗在胡适的论述中，德国的路德、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乔叟……这些西方人所曾经从事的“伟业”，不仅指明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且提供了重新解释中国文学历史的契机，路德“以德文译‘旧约’‘新约’”，启发他将“白话文学史”的起点定位于以口语译佛经的时代，并且在后来回顾“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胡适也特别重视“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除了肯定“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他更强调了严译和林译著作在新旧文学过渡期的标识性意义。〖22〗在东西方比较的视野中，新文学呈现出对“西方”无条件的认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西方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内部发挥着规范、品判和指导的作用。以致于多少年后有学者要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明确表示：“除了为那些纯粹遵从传统的批评家所坚持的理论外，我将不涉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或其它影响的支配，诸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因此其价值和趣味，已与形成了一条基本独立的批判观念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不可同日而语了。”〖23〗但是这种“认同”并不象人们惯常认为的“全盘西化”那样简单，它牵扯到更加复杂的往来于东西方的“现代性”历史图景。

三好将夫在讨论“现代日本文学”时指出：“日本文学正像任何其它国家和区域的产品，只是当它与时空的界限相联系时，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许十分显而易见的是‘日本的’；但它的构成并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圣与绝对的纯而又纯。我们必须将这一点谨记在心，就是当对于西方范式必须坚持具体化和特殊化的时候”。〖24〗若把上述文字中的“日本”换为“中国”，同样深具启发性。中国新文学在比较的框架里，透过否定的方式建立起主体的内在同一性，它的“时空的界限”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学内部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与东西方的文化对比联系起来，新旧之争就成了东西之辨；二是把“进化”观念作为文学历史构成的基本时间意识，新旧之争又成了进步和落后之别。这使得“新文学”超越了文学领域的限制，将其合法性诉诸于更广阔的“现代性”话语构造中。无论新／旧、东／西，还是进步／落后，这些二元对立其实都从属于上文所说的那个精致的“话语装置”。这个“装置”正像酒井直树分析的：“如果不参照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就无法理解‘现代性’这个术语。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与非现代，或者更具体地说，与非西方相对照。因此，前现代和现代这一配对是作为一种话语性的图式，依此配对一个历史的谓语可以被翻译超成一个地缘政治的谓语，反之亦然。……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并存之可能性“。〖25〗由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新文学”仅靠对“西方文学”史实的叙述，无需多少理论的说明，便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