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相对落后原因之异说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比较中西文化定型期特质及其历史发展
一直以来,对于近代中国的哀落和此后很长时间的一蹶不振同西方的相对崛起、强大的鲜明对比有颇多思索,但终究因为学识过于浅薄而未有结果。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初步感到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本文试从中西文化定型期——完成了整合之后的源头时期的文化特质着手,作一初浅探究。我个人将这两个时期分别定为宋代和古希腊、罗马时期。
宋代中国强加给所有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以其强大的武力和辉煌的文化,将欧洲建成一个“无邻邦帝国”,罗马城成了欧洲的中心。可见,它将积极、向外,进攻的品格发展到了鼎峰并最终完成。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似乎将西方文明关进了封闭的学院,文化似乎倾向于“内视”,但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它是迫于外力的被动选择,以一种文化形态代替另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动力于内部的因素。“教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十分敌视,想法设法销毁古代的文化典籍,只保留一部分有利于基督教的古代文化,导致文化发展的断裂。”⑿(《世界文学历程》第45页。)因为是被迫,故一旦这种强力的对立面觉醒,其力量发展超过强力的本身,就会形成对这种强力的反抗,并求得颠覆后的对源头的重拾、重构——文艺复兴。而宋文化的整体性自闭则不是由于异质文化的统治,虽是迫于政治、军事压力,但终究是文化自我调整的结果。它获得了一定限度的“自由”,不必完全摒弃先前的文化传统,它可以将它异化或发展其侧面,造成主次易位或显隐对调以适应外界压加宋人是将目光转向内部社会和自己内心,醉心于“道统”的重建,将唐代作为经学“偏支”的理学发展至极至。“李翱等所倡导的性理学说,确是宋儒所倡‘儒表佛里’的理学的先河。”“理学从经学侧面演进而成”。⒀(《唐代文化史研究》,第10页。)因此,宋文化切断了汉唐文化主流血脉,而它重新完善了另一种传统——理学是完善的产物,它的强大彻底催毁了汉唐文化传统再现的可能,它表现出了比后者对中华文化土壤更强的适应性和粘合性。如果说汉唐文明是对中华文化源头的反动(当然这种反动以失败告终),那么宋文化则是将这一源头隐含的文化心理特质由内在隐伏的幕后推到了前台,使其被广泛接受并深植于普遍个体内心,从而取得作为以后各代构建自己文化的基石或“新源”的权利。中世纪经院式文化模式不具备这种条件,原因在于它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是根本不相容的,这是它以后退出历史文化舞台的重要原因,一如中国的汉唐文化。
文艺复兴在这里取得了必然性,它与宋文化一样力图对原文化进行重构,区别只在于对象的特质和重构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特质的衍生物。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及以后的启蒙运动充分体现了西方式的特征。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盛极一时,它托起一种刚健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军事实力作后盾,得以坦率地面对世界,以主人的姿态向上古探求,向世界吸纳,吞吐着各种文明。已如前面所说,文化无法被彻底消灭。原文化的外求、开放品格湮没了数百年之后,被一群思想家再次重拾,“被动”地从专政和宗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这里西方式的对文化源头所代表的文化特质和形相的跨时空嫁接和“完形”就体现出与中式的由后台走向前台式的“显现”明显不同了。它的追求者将目光穿过中世纪的重重黑幕,去寻找与客观现实及内心需求相契合的源头文化,所止处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西方在此时也完成了它的文化重构和整合。这一过程中体现其文化特质的现象很多:“尤其是法国的学者,他们把理学认为是无神论的思想”,“拿这种理解去反对宗教,反对专制而腐败的君主”。而当时,德国思想家“都是受过中国理学影响的”,“要了解他的‘活水源头’,是不能不推溯于唐代经学的侧面功能与影响。”⒁(《唐代文化史研究》。)它们与宋文化的闭门造车式的自构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至近代,呈现西方文化传统的任务主要不是由文化(狭义)自身去完成,而是交给了经济、政治和军事。西方的对外扩张是它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近代与西方的冲突是两种相对定型文化间变态的对话方式。
新航线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的完成,都是在一种向外的天性冲动下上演。以后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完善过程中掠夺海外殖民地也都来自同一个心理源泉。中华帝国还在一如继往地审视内部,迷恋自我。弱国心理在自身地位得到强迫确认的前后左右了这个社会的进程。如果在地球被海洋绝对分割的年代,封闭自恋的文化圈还能得以勉强维持的话,那么一旦这些界线开始模糊直至完全消失,世界发展的主宰权便无可置疑地被抓到适应这种趋势的文化主体手中。历史雄辩地证明,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外向型文明是近现代的优胜者。
五?柔性、刚强这样的界定并非绝对,一般都是在比较的前提下才能相对得出。我们的中华文化在强大时似乎不喜欢比较,不善于比较,倾向于接受结果。而在柔弱时,又过于盲目地执着畸形比较。
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柔性文化的阴影还将继续发挥它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也传入中国社会多年,它已经或正在参与着中华文化由深层至表层各个层位的重构和完善;辅之以政治经济的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适合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