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胜劣汰还是劣胜优汰？

　　日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换届选举，著名作家余秋雨落选（同时落选的还有其他两位作家）。这是一条饶有兴味的消息。它向人们透露了至少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名扬四海，人气超旺的余作家在其他作家心目中的地位，并非像他自己和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二是一位作家在上海文学界的生存，未必都是看“实绩”的。

　　余作家恐怕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家——上海，居然成了他的“滑铁卢”。上海，不仅是余秋雨的发迹之地，而且可以说，上海到处都记录着余秋雨的辉煌。且不说书店里总是在最显赫的地方摆着他的著作，也不说电视台长期闪耀着他的光辉形象，即是是在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地方，也可以看见余秋雨的影响的痕迹。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新楼盘，楼上悬挂的巨幅广告上就这样写着：作家余秋雨推荐楼盘。以前传言余秋雨跟化妆品有关，我未亲见，无从说起，跟楼盘有关可是亲眼目睹。现在我多少有点明白了，既然余作家去当楼市促销模特儿了，作协免了他的理事头衔也无可无不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作协是一处文学高地，容不得任何与文学无关的胡混。关于上海作协会员的工作情况，独立出版人叶觉林有过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000余名上海作协会员中，仅有20%的人常有文章发表，10%的人常有著作出版。”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庞大的作家协会，混迹其中的大多是些无所事事、沽名钓誉之徒。相比之下，余秋雨再不济，也比另80－90％强。上海作协单是理事就有近100人，占全部会员的10％左右。但这10％不太可能正好就是那常有著作出版的10％。余秋雨应该属于“常有著作出版”的10％当中的一员。余秋雨当楼市模特儿之余，好歹也还在写作。著作写得再庸俗，好歹也算畅销书。凭他的本领和声望，当个上海作协理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单从数量上说，他在上海作协里也算得上是个先进工作者。从余秋雨的落选，则可以看出上海文学界在相当程度上的“劣胜优汰”的不良生态。前不久被披露出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老一辈配音演员的悲凉处境，则是出现在另一文化行业里的对这一生态原则的又一重要注脚。

　　二、鹰还是鸵鸟？

　　事实上，上海文学的萧条状况，只是上海文化萎缩现状的一个表征。如果没有曾经的辉煌，上海文化的萧条感也许还不会那么的强烈。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曾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在经济上的极度繁荣和在文化上的强大创造力，使得有“东方巴黎”之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的“世界之都”。这一切始终是上海人的辉煌梦想，同时，也是他们的焦虑的根源。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文化上则意味着一种“扩张性”的品格。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上海文化其强大的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向中国内地渗透，在中国始终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上海对文化的旧梦重温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这一点，可以从上海这几年文化设施的建设急剧膨胀和文化产业投资迅速增加等举措中，从方兴未艾的“上海怀旧”热潮中，都可以看得出。然而，这个伟大的“商业之都”在新的商业大潮到来之际，其文化的影响力却急剧衰减。

　　显而易见，上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财力雄厚的文化资本，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文化接受群体，这一切都是中国任何一个省份和城市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上海在全国的文化格局中，所占据的地位却与这些外部条件极不相称。在出版传媒业方面的弱势地位，即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如今，上海报业几乎没有一张具备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且不说当年的《申报》、《大公报》，就说十几年之前，《文汇报》、《新民晚报》也称得上是全国性的大报。而现在这些报纸早已沦落为地方性的小报，甚至有生存之忧。与南方的报业相比，其影响力几乎不值一提。而上海却只能采取收缩的自我保护策略，既无努力也不打算应对当下强大的媒体竞争。



　　从报业即可看出，上海文化的“扩张性”的“鹰式”品格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收缩性”的“鸵鸟式”品格。

　　三、展览还是原创？

　　上海也不是没有过文化上的雄心，它一度也有过将城市建成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想。这一构想终于胎死腹中，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位降格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由“文化中心”降格为“文化交流中心”，这意味着这座城市自身的文化原创力的匮乏。五花八门连续不断的会展，三天两头名目繁多的节庆。“庙会”看似繁华，但它不是生产基地。节日自然热闹，但它不是日常生活。文化的“庙会化”，营造了文化繁华的假象，掩盖了文化荒芜的真相，进而又加剧了文化原创力的退化。这就迫使上海只能从别处移植一些奇花异草，来装点自己的荒芜的庭院。

　　莫斯科大剧院始终与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名字，它无非就是一所漂亮的房子而已。堂皇的上海大剧院，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功能强大的设施，高昂的票价和不算太难看的外表，但它基本上等于是一个国际戏班子走街串巷的临时帐篷。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上这里来展览一番，赶一次集，然后收摊了事。其他许多气派非凡的文化设施，也都只能为外部文化提供展览、交流的平台。原创性文化的缺失，使得有着强大的文化设施的上海，正在蜕变为一个国际文化“庙会”。上海大剧院，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一个庞大的物质巨人，一场盛大的节日庙会，然而曲终人散，留下的是空旷。接下来的世界博览会，将会进一步强化上海的这种文化展览功能，使上海文化全面“庙会化”。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策源地，曾经汇聚了中国电影的全部精英。即使是在现在，上海电影业依然拥有国内第一流的设备和技术，第一流的制作工艺，第一流的外景地，以及最强大的财力支撑。如今它的真实处境，就是外行也能看出来。它炮制出来的影片，能算得上二三流的，就很不错了。一些巨额投资的影片差不多从一出来就是一条死掉的“恐龙”，其影响力和创造性，甚至远不如那些投资额度小得可怜的低成本小制作的“独立电影”。然而，尤为可怜的是，上海几乎就没有任何“独立电影”。与北京的情况截然不同，“独立电影”在上海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

　　四、园林化还是原野化？

　　不错，上海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文化资本，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还有着高效率的和强大管理能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市政管理方面，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制度优势。上海的街道、地铁、广场……任何公共空间看上去都干干净净，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但巨大的上海，却容不下一个像样的摇滚乐队，更别说是那些流浪艺术家了。所谓“广场文化”、“街头艺术”，实际上是逢年过节各级政府组织的结果。节日一过便烟消云散。相反，北京却是中国各类艺术家的集散地和大本营。现在的宋庄和早一些时候的圆明园艺术村，在那里麋集的独立艺术家，流浪歌手，行吟诗人……他们的原始野性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活动，带给北京以一种粗砺的、原始生态的文化生命力。

　　文化好比植物，野生的生命力更强。管理者越是折腾，植物就越是容易枯萎。强势政府能够管理好街道居委会，并不意味着就能管理好艺术家；能卓有成效地造一百座大剧院，却未必能培养一位文化大师。园林化的管理，可以使街道清洁、车站有序，却不能产生真正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相反，这种精心的管理，只能加剧文化创造力的萎缩。进而影响的是市民的精神品格趋向于精巧、琐碎和萎靡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