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阅读——评莫言《檀香刑》(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权力,刑场是权力专制收缩到顶峰的所在,是毁灭死亡之所,而受刑人却以辱骂、笑声、性游戏,消解、颠覆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刑场成了死亡与新生、摧毁与更新的分界线,受刑之躯以其”贬低化”、”低等肉体层面”的颠覆性力量,显示了它们“正反同体”的躯体政治学特征。王小波的死亡游戏以快乐的自由的相对性精神把铁板一块的世界图景敲开一道裂缝,进入快乐的通道,在死气沉沉的残酷杀戮的刑场上回荡着阵阵快活的笑声。在狂欢节的诙谐中,“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诙谐方面,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5)这种诙谐是正反同体、矛盾统一的,它既快活又讽刺,既肯定又否定,既促使旧的破产又催发新的诞生。王小波是个嬉皮笑脸的老顽童。同样是狂欢,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却铺张、酷烈、暴虐、暴殄天物,血肉纷飞,他调动一切感官感觉,非得将”活儿”做得惊天地泣鬼神不可,否则就似乎无法与他搭建的“巨大行刑台”相匹配,他写尸首异处的人头,腰斩后的人体上半身的种种情状,凌迟、檀香刑,炫技斗奇,酣畅淋漓,快意无比,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写作者快意犹如行刑者,他的笔犹如凌迟三千刀的刽子手手中锋利无比的尖刀,挥舞得刀光闪闪杀气腾腾血雾弥漫,而犹如刑场边上的围观者的读者分明也感受到几分受刑的恐怖,这是作者的权力施控。莫言的刑场行刑文字自此可以封笔了。
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
历史 民间
“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
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
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
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反应,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
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
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 、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
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
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
追溯莫言创作此作的诱因,也许因为他中鲁迅先生的毒太深,当他还是一个纯洁的少年时,读到了鲁迅的《铸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后来,“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6)自此莫言失去了纯真,进入了“魔怔”状态,《檀香刑》何止写了五年,其创作历史已有二十余年矣。美国学者王德威对鲁迅的“砍头”文字曾有精彩的论述,指出他的《铸剑》、《阿Q正传》等小说流露出狂欢节气息,流露出创作者自己对死亡和人心灵的幽暗面不由自主的迷恋,和非理性的奇诡曲折的恣肆快感。(7)在这一点上,莫言是鲁迅的传人。也许我们有必要条分缕析地梳理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刑场文学”。
历史 民间
“历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词,只不过它书写的是另类历史:刽子手的行刑史,刽子手和民间话语共同创造的历史,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
刽子手赵甲是个独一无二的文学形象,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人物的支撑。小说写出了他杀人逾千行刑数十年的行刑史和心理情感的畸变史。他狂妄、卑微、猥琐、倨傲、偏执,他既冷漠无情又良心未泯,小说中表现了他到宫内行刑的恐惧,处决六君子时的悲悯、柔情、感动,凌迟钱雄飞时的惭愧、紧张、恶心,处决孙丙时的颐指气使、得意忘形、极尽铺张之能事等多角度多侧面的心理情感。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骨的刽子手形象。
他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丧心病狂的偏执,这使他行刑数十年不懈的追求杀人艺术,杀人之道,不断地调动他作为一个刽子手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智慧,他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把受刑者的凄厉尖叫看作是高明的乐师制造出的动听音响,他砍头时能感觉到刀人一体,他凌迟时能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精确地设计下刀的位置、间隔,他能意识到不同肉体的不同质感影响到行刑的完美与否,檀香棒打进孙丙的身体时,他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听孙丙的尖叫,像听人唱戏。他又像名角一样有强烈的舞台表演欲。他有刽子手的独特逻辑和思维方式,他认为自己用高超的技艺向六君子表示了敬意,他认为檀香刑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刑罚,名称典雅、响亮,外拙内秀、古色古香,行刑精致讲究,西方的刑罚望尘莫及,他要让行刑完美无比,不能让洋鬼子看笑话。在他心里分明是担当为国争光发扬中国文化的使命。
赵甲有着自觉的权力意识,执刑杀人时他把自己看作是神,鸡血涂面行刑时他不用给皇帝下跪,这是他的特权。在他眼里自己是庄严神圣的国法的象征,至高无上,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权力意欲假他之手使犯人屈服,他和犯人之间的对峙、较量、冲突,就是权力和反抗者之间的短兵相接。“公开处决不仅伴有一整套庆祝胜利的仪式,而且还包括一种冲突的场面,后者是单调的进程中的戏剧核心。这就是刽子手对受刑者的肉体的直接行动。”(8)凌迟钱雄飞五百刀是他的杰作,但他在大义凛然的受刑者面前产生了惭愧、紧张、反胃、倦怠、心神不安等生理心理反应,从此他还落下了一种动辄双手灼热如火烧的怪病。这象征了权力和反权力者关系的吊诡之处,权力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戕害、摧残犯人肉体时,意图宣告它至高无上的威严,却恰恰表明它的无力、懦弱、色厉内荏,它用这种方式妄图征服犯人的精神、思想,也可以说正因为它征服不了反抗者的思想才穷凶极恶的毁灭犯人的肉体,赵丙行刑的过程其实是权力失败的过程。
但是,赵丙却因之受到皇太后皇上的召见、赏赐。官封七品,这是刽子手所能达到的辉煌人生。刽子手辉煌的行刑史又造就一个更加轰轰烈烈世代传诵的民间史,这是历史的奇诡莫测之处。赵甲把檀香刑看作是对自己“一世英名”的维护,他更有明确的大历史意识,他有意识地参与到创造历史之中去,他几次三番表白让孙丙流芳百世、千秋壮烈,他创造了檀香刑这一奇迹,它的奇特、残酷、漫长,浓墨重彩大肆渲染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孙丙,“他已经成了一个圣人”;“他多活一天就多一分传奇和悲壮,就让百姓们的心中多一道深刻的印记,就在高密的历史上也是在大清的历史上多写了鲜血淋漓的一页。”这是一场刽子手和受刑者配合默契联袂演出的亘古大戏,谁能说刽子手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谁能说这里没有权力的颠覆、民间英雄孙丙的大获全胜?
刽子手赵甲成为历史的创造者明白无误的建立在他的杀人艺术家的追求上,而民间英雄孙丙的百世英名却靠了赵甲的刑罚,刑场上他的慷慨悲歌、尽情尽兴表演和民间话语的流布、传播。孙丙英勇抗德的事迹不见于正史、官方史,当地百姓却把它编成猫腔调广为传唱,他受刑的情景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的加工渲染成一个传说、传奇、神话,显示了民间话语缔造历史的神奇之功。福科认为:“传单、小册子、史书和冒险故事所描述的罪犯就是这种黑道英雄或认罪的罪犯、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在把他们当作反例的警世道德说教的背后隐藏着关于冲突和斗争的完整记忆。一个罪犯死后能够成为一种圣人,他的事迹成为美谈,他的坟墓受到敬仰”;“这也是为什么民众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非法活动的民间传说的东西兴趣盎然的原因。”(9)这里,又存在着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心理及民间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正是后者的质朴 、底层意识、对受害者的亲和力,对当权者的天然的排斥心态,对历史记忆的民间情怀和本真立场及对历史真实情景的还原才使得民间话语在特定历史时空和人群中成为主流话语和历史的言说。
但是,民间话语在尽情渲染受刑者的大义凛然浩然正气的同时,也给统治者和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口实,显示了民间话语的驳杂和两面性。戊戌六君子受刑的行状被各种版本的传言渲染得神乎其神,他们以此对六君子的人格表达了敬意,但也为刽子手带来了巨大声誉,甚至传到宫内慈禧的耳朵里,才有了一个刽子手受赏加封的巨大荣耀。在此,统治者置民间话语的“革命性“而不顾,却大大强化、突出它的对杀人技艺的津津乐道上,也就是对权力施暴的干净利落、速度奇快的猎奇上,这又表明民间话语无力的一面。
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历史的书写,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溃败史。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遭斩首,留日归来的钱雄飞刺杀袁世凯未遂遭凌迟,两榜进士高密县令钱丁的夹缝人生。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何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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