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世纪初叶，适值罗马帝国如日初升，其权势似乎达到了极点。在它的东方行省的圣城耶路撒冷，一位以救世主的口吻的初步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扩大，自由主义的幽灵在人们的挽歌声中再度远涉重洋，光临中国大地。经过一个世纪的轮转，在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次自由主义似乎来者不善，它怀着更大的自信，挟着更强的势能。


?在其原生地西方，自由主义一方面是其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是西方人民族性格的表现，同时，它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自然产生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的理性升华。那么，人们要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是否会有更多的人与自由主义产生共鸣?有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吗?
?在西方，市场经济是中世纪末期自然出现和发育成长的；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人为摹仿特意引进的。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能够形成市场经济，这是个不易作出确切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中世纪末期和近代初期西方的历史中能够发现，有些政治因素对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育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的出现，是政治领域的有限国家而不是万能国家带来的副产品，它需要一方面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使社会和个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由。如本文后面要指出的，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并立和冲突就创造了这个条件。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育成熟，有赖于国家权力的合理化、理性化和制度化，使个人和社会独立自由的空间得以扩充。而市场经济的成熟，需要对国家权力的规范，特别是对其权力范围进行限制、对其权力的运用进行制约和监督，从而使个人和社会享有得到充分保障的独立和自由。我们知道，这都是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样我们就看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市场经济是相互耦合、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以往国内学术界过多地强调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　　忽略两者的互动性。实际上，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态度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建制，也不会有市场经济。既然如此，在今天，如果说我们已经确立了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一整套的思想和主张?
?尽管一些西方人已经在为自由主义高奏凯歌，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