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概念在路德那里成了“个人精神”的宣言书。加尔文对这种大胆的言论不以为然,堕落与罪的观念在加尔文那里显得更突出。他宣称:“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引用大卫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同中世纪对人的认识如出一辙。然而,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加尔文不是因为神而忽略人,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是上帝工作的明镜”。那么,又是什么使加尔文对人的认识如此之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得到答案。残酷的商品经济将人卷入一种未知的、琢磨不定的力量之中。在这股力量的旋涡中,个人的力量显得更加渺小。加尔文的悲观由此而生,在他眼里的人就象狂涛巨浪中随波逐流的木筏。因此,我们认为于其说加尔文忽略人,还不如说,他眼中的人更加敏锐地反映了人的近代特色。宗教的问题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中世纪西欧的个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获救,而近代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在道德领域的变化给这一获救带来了危机。近代社会的产生过程表明:对内心世界的关心同对外部世界的活动的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督教神学的曲折发展改变了人的价值观,成为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在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改革显然是一股极强的推动力。随着人的地位的改变而来的“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的一大功绩,而个人精神兴起的细致工作则大部分来自宗教改革。这种“个人精神”建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也无法领会的近代观念。
    四、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神学支点
    近代政治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这在中世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并非近代政治思想家的首创。自由派意义的国家理念、以职业平等为背景的平等、民主的组织形式等等这些观念在宗教改革者那里就已萌生,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作为近代政治学核心内容的观念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基督徒的自由”是宗教改革者的自由理念,其内容是极其狭隘的,加尔文在日内瓦对异教徒的迫害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宗教改革者们对自由理论更深一层的贡献,却是来自对国家的理解。建立民族国家是实现民族教会的一个手段,世俗国家仅是帮助个人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虽然这一思想是通过个人依靠信仰得救这一局限性的事务中体现出来的,但是却对近代自由派的国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德将诸侯看作宗教改革的后盾,而诸侯的力量被看作是实现民族教会的根据。路德对诸侯,甚至对国家的理解仅仅如此:世俗国家在个人通过信仰得救的事业中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加尔文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共和国也正是为了保障这一事业。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行为的进行,这在宗教改革的理论家那里显得格外引入注目。有一点近代政治发展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对国家的这种认识几乎是近代政治学国家理论的一个支柱。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体系中的国家只不过是对宗教改革的这种国家观的一种世俗翻版,尽管这一翻版是被打扮得如此华丽。
    基督教早期作为下等人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早期“先知”们的平等观,然而,基督教的发展表明:这种平等是灵魂上的,同教会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无关。甚至这种灵魂上的平等亦是来自教会的,因为教会掌握了对圣经的解释,垄断了文化。教会内等级制度建立的基础是教会在人实现自己的信仰中的作用。而罗马教会统治的根基正是建立于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中:个人是无法领会上帝的意旨的,人的信仰必须在罗马教会的指导下得救。正是因为这种指导撑使教会内部的不平等成为必然。而宗教改革者却直指这一理论的核心,针锋相对地提出:“唯信称义”,这一口号的提出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公开向罗马教会的教阶制权威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它把人在灵魂上本应得到的平等重又交给人,而条件只有一个:“信”。罗马教会那种森严的教阶制从一开始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众矢之的,而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教到底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于怎样的一个水平上。路德给了我们一个鲜明而又准确的回答:“每个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自己的职业为其余的人服务。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犹如人身各部,互相服务一样。”[7](Ｐ12)这一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在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所具有的这一内容恰恰是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中所不具备的。宗教改革者(典型是路德)关于“职业”的理论被韦伯称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然而,韦伯并没有看到的是,在路德这一“职业”概念的背后蕴含了一种以社会经济变化为背景的平等。在加尔文看来,人人是平等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他指出:“即使是圣徒,也不能做出一件功事,这种功事,若按其功绩来评判,不应该受到谴告。”[8]新教的平等理论经过宗教改革的大师们的辛勤培育,逐渐成为等级制在现实世界中的替代物。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这一新的平等观成为刺向教会等级制的一把利剑,使近代意义的平等在世俗范围内得到了合理的“道德辩护”。
    近代政治学理论中另一核心的观念即民主。而政治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是谁创造出来的。反而是人们不断地从个人生活出发,将认识逐渐贯彻到政治领域当中,逐渐培养出来的政治民主理论正是这样,宗教改革者主张的教会“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加尔文主张按民主的原则改革教会组织。在加尔文建立的共和国里,教士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投票选举产生神职人员;组成由信众兄弟组成的大会并遵从其做出的决定……这一系列改革对产生近代民主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践中,加尔文按着这一教会组织的原则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教会组织。这种民主起初仅限于教会内部,但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它逐渐地扩展到“人间王国”,其理论的贡献不仅限于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且“成了日内瓦、荷兰、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9](Ｐ252)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新教徒建立的国家中大多为共和国的形式,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加尔文式”民主的开创性意义。我们并不想夸大宗教改革在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体系建构中的作用。然而,宗教改革对当时人们思想的震撼是根本性的,其对近代政治体系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1]Luther,CommentaryonGalatians,P.S.WastonLondon,1953.
[2]JohnCalvin,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HenryBeveridge,London.
[3]约翰·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4]Luther,Commentaryonpsalm101,AmericanEditionofLuther’sWorks,vol13.
[5]Luther,DisputationagainstScholasticTheory,AmericanEditionofLuther’sWorks,JarolsavPelikan,HenlmatT.Lehman,Phildophia.
[6]加尔文.基督教要义[M].香港版.
[7]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研室.西方政治思想史原著选编[A].
[8]JohnCalvin,InstitutesoftheChristianReligion,HenryBeveridgeLondon,1949,vol3chapter1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