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古希腊？ 为什么雅典？
说起西方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历史和传统，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和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雅典，因为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怀疑，一个独特的西方文明正是从那里孕育和繁荣。古希腊人对权力和正义的理解，对民主制度的实践和由此而产生的对它的系统的理论批判，以及对阶级冲突和公共利益等问题的辩论，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深刻地启迪着人类。这一切无不让我们惊叹，令我们着迷，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古希腊之所以独特、之所以神奇在于它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专制体制。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史基本上是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中心的，“然而，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其密尔诸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远西希腊诸城邦，根本从未处于这两个中心国家支配之下，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希腊化王国也还有好几个。希腊史，从头到尾是多中心的。”[1] 和当时邻近的埃及文明、西亚文明比起来，古希腊的确是奇特的。
古希腊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集权专制体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许多学者都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很多理论(顾准的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就不在此讨论了。总之，历史的事实是大多数古希腊城邦都没有发展出一个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和垄断公共事务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结构，没有任何一个城邦能够容忍一个强权的君主政体，只有极少数城邦维持了比较稳定的贵族制，绝大多数城邦都是采取某种程度的共和制，在这些城邦里面，占大多数的非有闲阶层在各种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都显得及其重要。
正是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集权专制体制，古希腊的社会文化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社会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古希腊的政治精英们充分认识到他们这种无法垄断公共事务的状况是反常的，因此极力想达到垄断公共事务的目的，而那些非精英阶层又尽一切可能阻止它的发生。这样一来，那些少数的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操纵政治事务的权利就不得不与大多数为了维护他们公民权利的非精英阶层进行不休止的谈判和辩论，当然其间也偶而不可避免地发生激烈的社会冲突，这构成了当时城邦主要的政治生活。其发展的结果是有的城邦极其动荡，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而且经常十分剧烈，而另一些城邦却保持了高度的社会和政治稳定，雅典就属于后一种情况中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一方面，它是雅典的非精英阶层对占少数的贵族阶层所捍卫的贵族价值观系统而有力的冲击。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和一种有效的政治构架，带给了那些哪怕是最穷的男性公民全面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平等，也同样成功地将自由赋予了最大多数的普通人。而另一方面，由于雅典的男性公民可以完全依靠奴隶、妇女和其他非公民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贵族的价值观。
现代的民主制度是通过一种不可剥夺的宪法或法律权利的理念来捍卫公民的“消极自由”，而古代的雅典则是通过赋予公民直接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从而使公民更多地获取并维护他们的“消极自由”。为了捍卫珍贵的自由，公民通过政治方式来对抗那些随时企图夺取他们自由的少数政治精英，因此，在雅典，“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不可分离并相互依托的。可以这样说，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为争取多数人的政治平等和社会正义提供了一种可能，从而打破了极少数统治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操纵政府权力的神秘。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也展露出这样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关系，那就是自由的公民所追求的是要避免成为那些只为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的奴隶，然而，他们本身却又总是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和规范别人。


正如前面讲到，雅典的民主理念所展示的是公民对于平等、正义和自由的追求。诚然，这些价值观无一不是美好的，无一不是我们所渴求的，但它们是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追寻的一切吗？雅典的民主实践带给了社会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吗？雅典的贵族精英们当然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从根本上讲，他们是反民主的，他们想要证明为什么将政治平等和自由赋予大多数人是错误的，为什么其它一些非民主的价值观对人类社会更为重要，更值得人类去追求。这种反民主思想在欧洲大陆和初期的美国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占有主导地位，后来随着自由主义的繁荣和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其它极权思想的出现，人们对于极权的恐惧感越来越深，对极权政治也越来越忧虑，从而开始更多地倾向于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丝毫不能否认这些反民主精英们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精彩的文字所揭示的正是人类所渴望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局限，他们的思想为完善和发展一个自由正义的，并能保持社会长久稳定的政治制度补充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养分。另外，与专制社会里的政治批判不同，雅典的精英们继承了一种尊重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文化，他们深信民主自由的理念是错误的，但要纠正这个错误，就必须坚守自由表达和自由言论这个前提。这种宽容的精神，在批判中互相汲取的竞争精神，都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和借鉴的。
为了帮助我们更全面更仔细地了解雅典的民主制度和古希腊的反民主思想，弄清楚公元前五世纪前后雅典和整个古希腊的宏观历史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紧接下来，就让我们围绕发生在古希腊爱琴海沿岸，雅典曾经全面参与了的两场著名战争 --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来简洁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吧。
二、雅典的兴盛和衰亡
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要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200年之间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由于不能抵挡来自北方异族的入侵而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突然陨灭，在此后漫长的四个世纪(从公元前1150年到公元前750年)里，古希腊始终都没有恢复到迈锡尼文明的高峰，史学家因而称这段时间为“古希腊黑暗时代”。由于没有什么其它文字的记录，后人对那个时代的了解大多是从荷马史诗中获得的。
和其它古老文明没有太多区别的是，“古希腊黑暗时代”在政治制度上也是王权统治。王权是建立在神权基础之上的，虽然古希腊社会中存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这样的机构，但在职能上它们仍只是附属的，不足以对王权形成约束，甚至间接地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它显然不是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左右，古希腊地区出现了许多我们今天称之为城邦 (the polis,or city state) 的政治结合体，城邦的形成可能与爱琴海沿岸多山，彼此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由于为了解决社会内部矛盾和土地稀缺而形成的“分裂繁殖”[2] 和自由殖民有关。虽然诸多城邦的发展各具特色，但雅典在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基本上能作为大多数城邦的代表(斯巴达当然是一个例外)。
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雅典，王权已经基本上由少数贵族所取代，由四百人贵族院选出的九个行政执行官实际上掌握和操纵着国王的行政、军事和宗教权力。这种贵族统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大多数社会地位地下的农民生活窘迫。为了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冲突，行政执行官梭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农民的债务和赋予他们一些重要的政治权利，公民大会也有权审议和修改由贵族院起草的法律，并能听审和监督行政执行官。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