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反映论的沉思——并非仅仅关于列宁和托尔斯泰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摘要: 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中介、管理者和发行商。资产阶级文化歪曲了社会存在,任何革命在真实反映的过程中开始于中介的消失。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企图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主宰了文化领域,在这个完全的反映的进程里文化的角色是明显的:零自治。
关键词: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中介 反映论
我们所有的议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一个主题上:革命,我们所有的思想也都凝聚在革命上,而且我们所研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革命的问题——孙中山
一直以来人们只是构筑真理的海市蜃楼,是以宗教和科学的形式存在的欺骗性的幻象,现在是人们真正了解世界和抓住真理的时候了—— Andrey Platonov
1. 现代文化(或据其存在形式称为资产阶级文化)有两个分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者相互依存,又可相互转化: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优质的精液,同时大众文化又为精英文化提供原质的诱惑。因此,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是中介,是管理人员,是分配者,即,组织相互转换过程并确保不被中断的双轨操作者。刺激引起兴奋,(更确切地说,是a. 蓄积的精液,到一定程度后是成功的注入,并且是b.诱惑的败坏,结果应呈现为纯粹的刺激)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并且同时也是中介的主要职责。所以中介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主人——他拥有允许他达成结果(产品)可能与不可能的通信电路,而且他也拥有产品的解释权。从而,在这种文化里形成了这个创造性角色,通常被认为是评论、竞争、奖励、申斥、拍卖和其他琐事。
2. 这种情形远非马克思所预言的:远不是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所有异化的积极扬弃来创建共产主义,不仅远离了“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也远非人类从宗教、家庭、国家,当然,还有文化,的回归。现在,不是生产者自己,同样也不是消费者能判断文化产品,而是生产过程外部的某些人:评估者,中介,市场调查人员,介于被远隔开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人。他的目标是把价值转化为价格,把文化产品转化为市场产品。他的最实用的多样性是共生的角色:作者和中介合为一体,把价格定位和形象塑造结合起来。
在反映论的背景下,这个中介的作用就像一个活动的透镜,通过操纵某些文化产品的供需的准辩证统一体,独自地刺激文化行业。尽管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目的虽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不再将他们的意图表达成类似“艺术深入大众”或“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里,这个共同的基点就是实用性,此处利益(即钱)和成功(即潜在的钱)与收益率是同义的,从而中介(即管理者)成为利益的指示器和调节器。
3. 在现实(包括社会联系的现实)的背景下,这种资产阶级文化作用就像一张在挡风玻璃后移动的社会的合成图,这张图有意要模仿平移运动(竞争和序列连同它们的线性增长的计数促成这种平移),然而,实际上,这种运动是循环的,始终同一的循环。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张图里合成的数是巨大的但却是有限的,因此循环移动的稳定性是基于自以为是、愚昧无知的、不懂艺术和文学的中产阶级的平庸人们忘却的能力,并且喜欢忘多少就忘多少,就这样重复制造着虚幻的老一套程式。
4. 因而,资产阶级文化所起的作用[采用人的形式(诸如“偶像崇拜”、“明星”)和社会或国家的机构的形式,连同符号和象征],正如马克思所见,是歪曲和颠倒了社会存在。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主要批评观点是:艺术家,作为在没有中介的帮助下致力于反映现实的文化工作者,发现自己置身与资产阶级文化进程之外,因此他们所看到的是被资产阶级文化所歪曲和颠倒的部分,是处于挡风玻璃后的不真切的画面。列宁所看到的是革命,与沿着同一个圆周不停地运动不同,革命是跳到另一个不同的圆周的机会。转换到不同的圆周是反映的结果,同样,要选择能提供最大的初速度的转换角度以便这一反映的过程不至于中断。
4.1 作为最大速度论的例证,考虑一下未来派的沿着稀疏的篱笆驾驶的例子。当一个人慢慢地驾驶时,挡风玻璃后篱笆的风景是片段的和支离的;当他驾驶得快时,这幅图画就融成一个整体。不统一能这样被巧妙地操纵和开拓使用,这不是全体的情况。革命总是必须超脱于此,逃脱出被操纵的统一的命运。
5. 因此任何革命(作为复杂的行为)在真实反映的过程中开始于中介的消失。任何现实也因此孕育着革命。这儿的要点是把反映转换成为持久的实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古时候,其单个行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然后再通过中介出售。如同托尔斯泰所实践的艺术技巧被什克洛夫斯基称为偏离艺术的常规的“陌生化”一样,他拒绝从他的出版物中获利的行动是革命的。革命艺术就是一个非常规的艺术。
5.1当今的利奥•托尔斯泰(正如列宁所见)的副本是罗伯特•弗里普,他是前三十年最大规模的作曲家和音乐家,1947年他组成一个他称之为“小型知识分子团体”的人民实体。弗里普靠建立一个音乐家的团体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这个团体成功拒绝音乐行业的怪兽三十年。弗里普的全球音乐(克里姆森国王)客观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世界一体化的现行的复杂进程后世界革命的潜在。在他建立的学校(吉他艺术),集体音乐创作不仅没有被作为一种分离开来的活动方式,而且反而被作为结合进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的因素。弗里普以严格的经验的形式、逻辑的规则和陈述呈现的他自己的音乐经验(像“我们在我们在的地方开始”)。这样,罗伯特•弗里普的活动能够被作为未来世界革命的一个原型:这场革命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小群人民团体进行,而这些小群体人民依靠反思和直觉来作为瞬间的经验——否则将完全不会有革命。
5.2 美的实质无关反映论的事(无论是否经常歪曲反映)。美,作为实体的理想化的工具和传播广告的方法(为了销售的意图),是“日用品拜物主义”这个不变体的一个变体。反映要求的品质如下:
1) 清晰(即,主体与客体间中介的消除)
2) 精确(揭示被反映因素的结构)
3) 深度(该结构影射在时空的连续体上)
5.3 因此,首先,不是按照上述那样的行动、而是反映的活动引起世界革命的改良, 因为,积极的反映越多,
1) 中介被消除得越快;
2) 革命因素能越快地组成结构;
3) 结构联系的败坏就越明显,使得调整它们成为可能以便它们能真正彼此联系。
只有当反映持久地活跃,革命活动才能获得刻意积极改革的情形并停止需求人造的刺激或升华,人造的刺激或升华导致发生虚假的程式(像“社会主义已被建成,不仅是完全地而且是不可更改地被建成”)并最终不可避免地为这个虚假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5.4 标语口号文化是广告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不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比如缠扰不休的、胡搅蛮缠的、急切的、讨厌的方式)吸引注意。正是注意力本身需要这种能力去反映。吸引注意的反映对广告业而言是致命的。
6. 在现代文化里,反映居于注意范围之外,并且结果是劳动发现自己处于文化的兴趣之外,文化只集中注意力在闲暇安逸和其他非劳动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这正是反映被下述方面控制的情况的后果:
1) 中介;
2) 现实(偶像)的被隔离的和绝对化的因素;
3) 符号和象征。
6.1 积极的反映确定现实的因果关系,这儿效果是被延长了的原因的反映并被无限的成倍化增加,因为因果关系是绝对的。因而,这种反映需要被经常调整。以指号过程为例,情况则大为不同:在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这种固定的符号不服从调节。因而有符号的存在模式(从钞票到党派和宗教的象征):广告、竞争、移位和替代。相反,在现实里,原因不和结果竞争,而是确立它自身在结果里作为一个永久的“结果成为”的存在,即,永久的革命。广告不能和永久的“结果成为”保持同步;永久的“结果成为”既不能被转移也不能被替代。
6.2 然而竞争的辩护者相信它是社会运动的先决条件及商品产品(文化,进步)的关键,他们甚至把竞争中的一次劣势认为是一种迹象,即,这次运动就要终止。随着反映居于首位,是光学仪器持久的聚焦和调节启动运动的(参见5.1和5.2),这提供了对原因的日益加深的认识。和资本主义竞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赢,因为游戏规则不是它个人的。因此,共产主义应一开始就在它自己的地盘上启动它自己的游戏(参见弗里普的例子)
6.3 指号过程(作为任意性的领域)能够被控制和操纵,但涉及到反映,情况就不同了(因而需要中介)。但是反映要求去反映的意愿,因此人自身中唯一需要去释放的就是这个意愿;所有其他的事情可能并应该互相交织关联。人类,作为一系列被理解的结果,是由他们自己的原因产生的。
7. 不把视线转向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假定是必要的,同样,不停探索(有意识地归纳总结)原因-结果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在反映上的停止或甚至是缩减都不可避免地以思辨为终结,也就是,终结在传统特征的符号和象征的产品上。哪儿有传统,哪儿就有团体;哪里有团体,哪里真理就在该范围内成为真理,因为它是团体的。因而,哪儿有团体[就是说,所谓的反映的所谓的表达(指号过程)的垄断],哪儿就有竞争。如果共产主义和它的文化起始于社团主义,他们也将达到社团主义(并且十分可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这种文化除了对细节的盲目崇拜和整体的替代别无所知。
7.1 人们应该最断然地割断自己与被称作为“宗教”的团体的关系,并且,一开始就割断所有的符号语言联系,诸如“左”和他们的对立极“右”(这种坐标网的符号化其实与合成一体没有更大的区别);不赞成而割断与这样的词条的联系,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类似于“基督教”、“佛教”和“牧牛神崇拜”,促进的不是反映的流动性而是表达的教理神学(考虑马克思的话,“我,至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赞成目的论和它对共产主义的固恋像是“天国”的一个线性的替代。任何信念——无论它是“燃烧的” (个人)还是“冷淡的”(机构化、制度化或习俗化)——和反映成反比。
8. 这对于被称之为“科学”的团体也是适用和有效的(如下)。并且这儿这个遗传被反映的遗产的争端(或可以说是继承的问题)立即发生:遗传什么和遗传给谁?实际上,可二者择一:
1)遗赠符号、象征和原则,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施加影响力。那是一种标准的方式,再生了“精英”(拥有通往现实的要是并和现实直接交流)与“大众”(只拥有在他们面前封闭的门的匙孔并注定要么反思这个匙孔去推测什么隐藏在门后,要么自愿地听从精英一套又一套的谎言)的情形。
2)遗赠自由的意志去反映,也就是说,除了不变的准备就绪不曾遗赠任何准备好的现成的东西。反映必须起始于刮擦,换言之,起始于清洁镜子。因此,问题不是镜子必须(命令语气)有要反映的东西(如果如此,那就终结于反映现实中共同的、全体的利益而非现实本身,即,投影),而是禁止光学仪器的降级。光学仪器的降级就是人类的降级,但——并且是极其重要的——客观上(就是,靠人类历史的证据判断)对人们来说被降级的人的释放比操纵这样的人更难以被接受。因而,最适宜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是:(1)现实的非个人的反映(无需强调任何“主义”),并且(2)个人经验的影射(只声称为该影射负责)
9. 这个反映理论被反映实践一大众心理的形式调整过。“大众”往往第一反应于符号而且只在其后才注意事情、实体和事件,还有,如果(熟悉的)符号结果被忽略了,因而直接与事物反应,人们只是碰巧观察到所谓的“非完全反应”:大众“不认可”这件事物。这种现象被当代的政治技术专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顺利地使用。当今政治领域的“辩证法”里,他们突出这种理论(市场),又再次突出这种理论(上帝)并达到他们(和大众)所需要的“综合”:一会是“上帝—市场”,一会是“市场—上帝”。变换(和替代)符号,他们能成功地成倍化同义重复。反映知道没有同义重复,而且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的教训”不能起任何作用。
10. 与“精英”和“大众”有关,自由和必要性的问题暴露出来:公认的必要性对于行动是强制需要的吗?如果如此,那就省却了争端。如果不是,将无需必要性。履行必要的事情上的迟滞(尽管是无意识的,这些迟滞却为他们自己寻求解释)是信仰主义的射弹孔(“上帝愿意……”),这为任何事都提供了原因,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的缺席(被当作是暂时的失常并总是以那种负面的方式呈现,作为一个假定的缺陷)。宗教的安慰与直接现实的反映的使人不舒服相对比——那就能解释宗教现行的成功,并不是对自然的惧怕,正如十九实际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如果惧怕与什么有关,那就是惧怕丧失这种安慰作用,包括指称的符号的安慰)。此外,宗教总是用真实的家长式作风的前景和它的便利的牧羊人和羊群的二分法为象征符号的家长式的作风提供空间。反映不能容忍它自己被实现在这样一个两分性的叉状分枝的背景下,因为原因-结果的趋势过程是瞬时的结合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互换性。
11. 有一个问题,不是理论的(认识论的)但是却是实践的(认识论的):为什么宗教设法达成了它的目的?为什么科学只作为不重要的知识的参与者进入21世纪,没有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期待的那样变成宗教的胜利的替换物,成为一个全面的每天都获取知识的进程?因为“科学”是一个类似与“宗教”的团体而且甚至比后者更依赖于资本:1)没有人直接给科学家像给牧师一样给如此多的钱;2)日益昂贵的仪器的需要解释了对科学的持久增长的财政上的需要,也解释了现今流行的应用人做研究的财政需求。因而塑造了这样的作为科学知识的教授的科学家:经济上依赖,心理上自私、不食人间烟火的。过去,科学家只是被纯粹的(孩子气的)好奇所驱使,然而现在驱使他的主要是他在为实现这种好奇而确立条件的利益。这不是现实的反映,而只是另一种关于现实的合成投影(要求一小平面结构的特点诸如科学知识的日益崩溃)
12. 把这一小平面结构放在传送带上,人们得到大众文化,尽是些飞掠而过的被剪辑了的画面,切彼此毫无关联。如果有任何关联存在的话,也只是在刺激的层面上把这些画面装订在一起(而不是在原因-结果层面上)。资本主义打败了社会主义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和贸易革新的规模,这已达成共识。让我再一次强调:人类应认识到这次击败并得出结论;不应在资本主义的领域与其竞争(试图“赶上和超越”)并承诺共产主义下的物质的丰富繁荣。 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运动的刺激(或模拟)是要把顾客的注意力从现实的直接反映上转移开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速度并不导向反映的变形。并且无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干涉的企图(从“左”、“右”,从“上”、“下”,从“时间,向前!”到“噢,瞬间,停留!”)这一速度将始终是革命的。
12.1 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企图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主宰了文化领域,煽动、鼓惑和宣传(即,广告,即,符号上充当外国雇佣兵),这种企图滥用和歪曲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质并把它转成想资本主义文化一样的一种日用品。然而,社会主义只在他来自于反映和呼吁对被反映的分析时才是胜利的,只是当情感出自于被意识到的与公众必需相联系的需要时才是胜利的,而不是当情绪被刺激兴奋去提供适当方面的反映而唤起人们满足被刺激的需要的愿望时才是胜利的。资本主义要求持久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从一神论的多元化到垄断的多元话)来防止人类做有意识的选择,使得他与其弱点达成妥协并只致力于最激动他的事情。反映不是刺激使兴奋,它是在动员。
13. 以反映为主导的人民团体会出现吗?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征募新兵,显然是不会的,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由这个反映过程自己所产生的新能力的话,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如果反映除了拥有在5.2节中所陈述的那些特性(即反映过程中的内在固有特性)之外一无所有,那就意味着反映过程停止了,从而,它自动地把自己转化成旧能力。至于新能力,即便现在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打比方称之为“瞬间交流”。
13.1 在这个完全的反映的进程里文化的角色是明显的:零自治。要么艺术家是资产阶级的并参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劳动是人们之间的墙屏障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的设计者(起始于设计的钞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而结束成打地制造硬币),要么现实的反映与纵隔的中介是不可调和的。结果,艺术作为一个单独的活动将枯萎或改变以便它和现今的艺术除了遗传外没有其他的联系。和中国“禅”的隽语的启示一致:若汝遇佛,汝无须非死其不可,斯佛却将因遇汝而亡。
14. 我不相信对乌托邦的拒绝,但我需要对未来的反映。
关键词: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中介 反映论
我们所有的议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一个主题上:革命,我们所有的思想也都凝聚在革命上,而且我们所研究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革命的问题——孙中山
一直以来人们只是构筑真理的海市蜃楼,是以宗教和科学的形式存在的欺骗性的幻象,现在是人们真正了解世界和抓住真理的时候了—— Andrey Platonov
1. 现代文化(或据其存在形式称为资产阶级文化)有两个分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两者相互依存,又可相互转化:精英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优质的精液,同时大众文化又为精英文化提供原质的诱惑。因此,现代文化的关键角色是中介,是管理人员,是分配者,即,组织相互转换过程并确保不被中断的双轨操作者。刺激引起兴奋,(更确切地说,是a. 蓄积的精液,到一定程度后是成功的注入,并且是b.诱惑的败坏,结果应呈现为纯粹的刺激)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并且同时也是中介的主要职责。所以中介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主人——他拥有允许他达成结果(产品)可能与不可能的通信电路,而且他也拥有产品的解释权。从而,在这种文化里形成了这个创造性角色,通常被认为是评论、竞争、奖励、申斥、拍卖和其他琐事。
2. 这种情形远非马克思所预言的:远不是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所有异化的积极扬弃来创建共产主义,不仅远离了“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也远非人类从宗教、家庭、国家,当然,还有文化,的回归。现在,不是生产者自己,同样也不是消费者能判断文化产品,而是生产过程外部的某些人:评估者,中介,市场调查人员,介于被远隔开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人。他的目标是把价值转化为价格,把文化产品转化为市场产品。他的最实用的多样性是共生的角色:作者和中介合为一体,把价格定位和形象塑造结合起来。
在反映论的背景下,这个中介的作用就像一个活动的透镜,通过操纵某些文化产品的供需的准辩证统一体,独自地刺激文化行业。尽管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目的虽有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不再将他们的意图表达成类似“艺术深入大众”或“为艺术而艺术”这样的口号里,这个共同的基点就是实用性,此处利益(即钱)和成功(即潜在的钱)与收益率是同义的,从而中介(即管理者)成为利益的指示器和调节器。
3. 在现实(包括社会联系的现实)的背景下,这种资产阶级文化作用就像一张在挡风玻璃后移动的社会的合成图,这张图有意要模仿平移运动(竞争和序列连同它们的线性增长的计数促成这种平移),然而,实际上,这种运动是循环的,始终同一的循环。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张图里合成的数是巨大的但却是有限的,因此循环移动的稳定性是基于自以为是、愚昧无知的、不懂艺术和文学的中产阶级的平庸人们忘却的能力,并且喜欢忘多少就忘多少,就这样重复制造着虚幻的老一套程式。
4. 因而,资产阶级文化所起的作用[采用人的形式(诸如“偶像崇拜”、“明星”)和社会或国家的机构的形式,连同符号和象征],正如马克思所见,是歪曲和颠倒了社会存在。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主要批评观点是:艺术家,作为在没有中介的帮助下致力于反映现实的文化工作者,发现自己置身与资产阶级文化进程之外,因此他们所看到的是被资产阶级文化所歪曲和颠倒的部分,是处于挡风玻璃后的不真切的画面。列宁所看到的是革命,与沿着同一个圆周不停地运动不同,革命是跳到另一个不同的圆周的机会。转换到不同的圆周是反映的结果,同样,要选择能提供最大的初速度的转换角度以便这一反映的过程不至于中断。
4.1 作为最大速度论的例证,考虑一下未来派的沿着稀疏的篱笆驾驶的例子。当一个人慢慢地驾驶时,挡风玻璃后篱笆的风景是片段的和支离的;当他驾驶得快时,这幅图画就融成一个整体。不统一能这样被巧妙地操纵和开拓使用,这不是全体的情况。革命总是必须超脱于此,逃脱出被操纵的统一的命运。
5. 因此任何革命(作为复杂的行为)在真实反映的过程中开始于中介的消失。任何现实也因此孕育着革命。这儿的要点是把反映转换成为持久的实践。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古时候,其单个行动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然后再通过中介出售。如同托尔斯泰所实践的艺术技巧被什克洛夫斯基称为偏离艺术的常规的“陌生化”一样,他拒绝从他的出版物中获利的行动是革命的。革命艺术就是一个非常规的艺术。
5.1当今的利奥•托尔斯泰(正如列宁所见)的副本是罗伯特•弗里普,他是前三十年最大规模的作曲家和音乐家,1947年他组成一个他称之为“小型知识分子团体”的人民实体。弗里普靠建立一个音乐家的团体把他的思想付诸实施,这个团体成功拒绝音乐行业的怪兽三十年。弗里普的全球音乐(克里姆森国王)客观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世界一体化的现行的复杂进程后世界革命的潜在。在他建立的学校(吉他艺术),集体音乐创作不仅没有被作为一种分离开来的活动方式,而且反而被作为结合进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的因素。弗里普以严格的经验的形式、逻辑的规则和陈述呈现的他自己的音乐经验(像“我们在我们在的地方开始”)。这样,罗伯特•弗里普的活动能够被作为未来世界革命的一个原型:这场革命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小群人民团体进行,而这些小群体人民依靠反思和直觉来作为瞬间的经验——否则将完全不会有革命。
5.2 美的实质无关反映论的事(无论是否经常歪曲反映)。美,作为实体的理想化的工具和传播广告的方法(为了销售的意图),是“日用品拜物主义”这个不变体的一个变体。反映要求的品质如下:
1) 清晰(即,主体与客体间中介的消除)
2) 精确(揭示被反映因素的结构)
3) 深度(该结构影射在时空的连续体上)
5.3 因此,首先,不是按照上述那样的行动、而是反映的活动引起世界革命的改良, 因为,积极的反映越多,
1) 中介被消除得越快;
2) 革命因素能越快地组成结构;
3) 结构联系的败坏就越明显,使得调整它们成为可能以便它们能真正彼此联系。
只有当反映持久地活跃,革命活动才能获得刻意积极改革的情形并停止需求人造的刺激或升华,人造的刺激或升华导致发生虚假的程式(像“社会主义已被建成,不仅是完全地而且是不可更改地被建成”)并最终不可避免地为这个虚假付出代价、受到惩罚。
5.4 标语口号文化是广告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不需要用特殊的方式(比如缠扰不休的、胡搅蛮缠的、急切的、讨厌的方式)吸引注意。正是注意力本身需要这种能力去反映。吸引注意的反映对广告业而言是致命的。
6. 在现代文化里,反映居于注意范围之外,并且结果是劳动发现自己处于文化的兴趣之外,文化只集中注意力在闲暇安逸和其他非劳动的消磨时间的方式。这正是反映被下述方面控制的情况的后果:
1) 中介;
2) 现实(偶像)的被隔离的和绝对化的因素;
3) 符号和象征。
6.1 积极的反映确定现实的因果关系,这儿效果是被延长了的原因的反映并被无限的成倍化增加,因为因果关系是绝对的。因而,这种反映需要被经常调整。以指号过程为例,情况则大为不同:在所指和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这种固定的符号不服从调节。因而有符号的存在模式(从钞票到党派和宗教的象征):广告、竞争、移位和替代。相反,在现实里,原因不和结果竞争,而是确立它自身在结果里作为一个永久的“结果成为”的存在,即,永久的革命。广告不能和永久的“结果成为”保持同步;永久的“结果成为”既不能被转移也不能被替代。
6.2 然而竞争的辩护者相信它是社会运动的先决条件及商品产品(文化,进步)的关键,他们甚至把竞争中的一次劣势认为是一种迹象,即,这次运动就要终止。随着反映居于首位,是光学仪器持久的聚焦和调节启动运动的(参见5.1和5.2),这提供了对原因的日益加深的认识。和资本主义竞争,共产主义永远不会赢,因为游戏规则不是它个人的。因此,共产主义应一开始就在它自己的地盘上启动它自己的游戏(参见弗里普的例子)
6.3 指号过程(作为任意性的领域)能够被控制和操纵,但涉及到反映,情况就不同了(因而需要中介)。但是反映要求去反映的意愿,因此人自身中唯一需要去释放的就是这个意愿;所有其他的事情可能并应该互相交织关联。人类,作为一系列被理解的结果,是由他们自己的原因产生的。
7. 不把视线转向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假定是必要的,同样,不停探索(有意识地归纳总结)原因-结果的关系也是必要的。在反映上的停止或甚至是缩减都不可避免地以思辨为终结,也就是,终结在传统特征的符号和象征的产品上。哪儿有传统,哪儿就有团体;哪里有团体,哪里真理就在该范围内成为真理,因为它是团体的。因而,哪儿有团体[就是说,所谓的反映的所谓的表达(指号过程)的垄断],哪儿就有竞争。如果共产主义和它的文化起始于社团主义,他们也将达到社团主义(并且十分可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这种文化除了对细节的盲目崇拜和整体的替代别无所知。
7.1 人们应该最断然地割断自己与被称作为“宗教”的团体的关系,并且,一开始就割断所有的符号语言联系,诸如“左”和他们的对立极“右”(这种坐标网的符号化其实与合成一体没有更大的区别);不赞成而割断与这样的词条的联系,像“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类似于“基督教”、“佛教”和“牧牛神崇拜”,促进的不是反映的流动性而是表达的教理神学(考虑马克思的话,“我,至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赞成目的论和它对共产主义的固恋像是“天国”的一个线性的替代。任何信念——无论它是“燃烧的” (个人)还是“冷淡的”(机构化、制度化或习俗化)——和反映成反比。
8. 这对于被称之为“科学”的团体也是适用和有效的(如下)。并且这儿这个遗传被反映的遗产的争端(或可以说是继承的问题)立即发生:遗传什么和遗传给谁?实际上,可二者择一:
1)遗赠符号、象征和原则,也就是说,通过传统施加影响力。那是一种标准的方式,再生了“精英”(拥有通往现实的要是并和现实直接交流)与“大众”(只拥有在他们面前封闭的门的匙孔并注定要么反思这个匙孔去推测什么隐藏在门后,要么自愿地听从精英一套又一套的谎言)的情形。
2)遗赠自由的意志去反映,也就是说,除了不变的准备就绪不曾遗赠任何准备好的现成的东西。反映必须起始于刮擦,换言之,起始于清洁镜子。因此,问题不是镜子必须(命令语气)有要反映的东西(如果如此,那就终结于反映现实中共同的、全体的利益而非现实本身,即,投影),而是禁止光学仪器的降级。光学仪器的降级就是人类的降级,但——并且是极其重要的——客观上(就是,靠人类历史的证据判断)对人们来说被降级的人的释放比操纵这样的人更难以被接受。因而,最适宜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是:(1)现实的非个人的反映(无需强调任何“主义”),并且(2)个人经验的影射(只声称为该影射负责)
9. 这个反映理论被反映实践一大众心理的形式调整过。“大众”往往第一反应于符号而且只在其后才注意事情、实体和事件,还有,如果(熟悉的)符号结果被忽略了,因而直接与事物反应,人们只是碰巧观察到所谓的“非完全反应”:大众“不认可”这件事物。这种现象被当代的政治技术专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技术顺利地使用。当今政治领域的“辩证法”里,他们突出这种理论(市场),又再次突出这种理论(上帝)并达到他们(和大众)所需要的“综合”:一会是“上帝—市场”,一会是“市场—上帝”。变换(和替代)符号,他们能成功地成倍化同义重复。反映知道没有同义重复,而且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的教训”不能起任何作用。
10. 与“精英”和“大众”有关,自由和必要性的问题暴露出来:公认的必要性对于行动是强制需要的吗?如果如此,那就省却了争端。如果不是,将无需必要性。履行必要的事情上的迟滞(尽管是无意识的,这些迟滞却为他们自己寻求解释)是信仰主义的射弹孔(“上帝愿意……”),这为任何事都提供了原因,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的缺席(被当作是暂时的失常并总是以那种负面的方式呈现,作为一个假定的缺陷)。宗教的安慰与直接现实的反映的使人不舒服相对比——那就能解释宗教现行的成功,并不是对自然的惧怕,正如十九实际唯物主义所阐述的(如果惧怕与什么有关,那就是惧怕丧失这种安慰作用,包括指称的符号的安慰)。此外,宗教总是用真实的家长式作风的前景和它的便利的牧羊人和羊群的二分法为象征符号的家长式的作风提供空间。反映不能容忍它自己被实现在这样一个两分性的叉状分枝的背景下,因为原因-结果的趋势过程是瞬时的结合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互换性。
11. 有一个问题,不是理论的(认识论的)但是却是实践的(认识论的):为什么宗教设法达成了它的目的?为什么科学只作为不重要的知识的参与者进入21世纪,没有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期待的那样变成宗教的胜利的替换物,成为一个全面的每天都获取知识的进程?因为“科学”是一个类似与“宗教”的团体而且甚至比后者更依赖于资本:1)没有人直接给科学家像给牧师一样给如此多的钱;2)日益昂贵的仪器的需要解释了对科学的持久增长的财政上的需要,也解释了现今流行的应用人做研究的财政需求。因而塑造了这样的作为科学知识的教授的科学家:经济上依赖,心理上自私、不食人间烟火的。过去,科学家只是被纯粹的(孩子气的)好奇所驱使,然而现在驱使他的主要是他在为实现这种好奇而确立条件的利益。这不是现实的反映,而只是另一种关于现实的合成投影(要求一小平面结构的特点诸如科学知识的日益崩溃)
12. 把这一小平面结构放在传送带上,人们得到大众文化,尽是些飞掠而过的被剪辑了的画面,切彼此毫无关联。如果有任何关联存在的话,也只是在刺激的层面上把这些画面装订在一起(而不是在原因-结果层面上)。资本主义打败了社会主义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和贸易革新的规模,这已达成共识。让我再一次强调:人类应认识到这次击败并得出结论;不应在资本主义的领域与其竞争(试图“赶上和超越”)并承诺共产主义下的物质的丰富繁荣。 资本主义大众文化运动的刺激(或模拟)是要把顾客的注意力从现实的直接反映上转移开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速度并不导向反映的变形。并且无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干涉的企图(从“左”、“右”,从“上”、“下”,从“时间,向前!”到“噢,瞬间,停留!”)这一速度将始终是革命的。
12.1 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企图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也主宰了文化领域,煽动、鼓惑和宣传(即,广告,即,符号上充当外国雇佣兵),这种企图滥用和歪曲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质并把它转成想资本主义文化一样的一种日用品。然而,社会主义只在他来自于反映和呼吁对被反映的分析时才是胜利的,只是当情感出自于被意识到的与公众必需相联系的需要时才是胜利的,而不是当情绪被刺激兴奋去提供适当方面的反映而唤起人们满足被刺激的需要的愿望时才是胜利的。资本主义要求持久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从一神论的多元化到垄断的多元话)来防止人类做有意识的选择,使得他与其弱点达成妥协并只致力于最激动他的事情。反映不是刺激使兴奋,它是在动员。
13. 以反映为主导的人民团体会出现吗?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征募新兵,显然是不会的,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由这个反映过程自己所产生的新能力的话,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如果反映除了拥有在5.2节中所陈述的那些特性(即反映过程中的内在固有特性)之外一无所有,那就意味着反映过程停止了,从而,它自动地把自己转化成旧能力。至于新能力,即便现在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打比方称之为“瞬间交流”。
13.1 在这个完全的反映的进程里文化的角色是明显的:零自治。要么艺术家是资产阶级的并参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劳动是人们之间的墙屏障或人与自然之间的屏障的设计者(起始于设计的钞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因而结束成打地制造硬币),要么现实的反映与纵隔的中介是不可调和的。结果,艺术作为一个单独的活动将枯萎或改变以便它和现今的艺术除了遗传外没有其他的联系。和中国“禅”的隽语的启示一致:若汝遇佛,汝无须非死其不可,斯佛却将因遇汝而亡。
14. 我不相信对乌托邦的拒绝,但我需要对未来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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