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神中流露出如此痛苦的绝望，终于使医生产生了恻隐之心。“我刚才不是说过，”——他重复道，“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当然，我只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见到奇迹。”
乔治·腓特烈·韩德尔有气无力地生活了四个月，而力量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就象死掉了似的。他不能走路，不能写宇，不能用右手弹一下琴键。他也不能说话，由于右半身从头到脚瘫痪，嘴唇可怕地歪向一边，只能从嘴里含含糊糊地吐露出几个字。当朋友们为他演奏音乐时，他的一只眼睛会流露出几丝光芒，接着他那难以控制的沉重的身体就乱动起来，好象一个梦魇中的病人。他想用手随着节拍一起动，但四肢象冻僵了似的，筋肌都不再听使唤——那是一种可怕的麻木不仁：这位往日身材魁梧的男于感到自己已被束手困在一个无形的坟墓里。而当音乐刚一结束，他的眼睑又马上沉重地合上，象一具尸体似的躺在那里。
最后，詹金顶医生出于无奈——这位音乐大师显然是不能治愈了——建议把病人送到亚琛的温泉去(9)，也许那里滚烫的温泉水能使病情稍有好转。
然而，正如地层底下蕴藏着那种神秘的滚烫泉水一样，在他的僵硬躯壳之中也有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力量：这就是韩德尔的意志——他的生命中的原动力。这种力量并没有被那毁灭性的打击所动摇，它不愿让不朽的精神在那并非永生的肉体中从此丧失。这位体魄魁伟的男子没有承认自己已经失败；他还要活下去，还要创作，而正是这种意志创造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奇迹。在亚琛，医生们曾再三郑重地告诫他，呆在滚烫的温泉中不得超过三小时，否则他的心脏会受不住；他会被置于死命。但是，为了活，为了自己这最最不能抑制的欲望——恢复健康，意志就敢去冒死的危险。韩德尔每天在滚烫的温泉里呆上九个小时。这使医生们大为惊讶，而他的耐力却随着意志一起增加。一星期后，他已经能重新拖着自己吃力地行走。两星期后，他的右臂开始活动。意志和信心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他又一次从死神的圈套中挣脱了出来，重新获得了生命。他这一次取得的胜利比以往任何的胜利都显得更加辉煌和令人激动。他那无法形容的喜悦心情只有他这个久病初愈的人自已知道。


当韩德尔启程离开亚琛时的最后一天，他已完全行动自如了。他走到教堂去。以前，他从未表现出特别的虔诚，而现在，当他迈着天意重新赐予他的自由步伐走上放着管凤琴的唱诗台时，他的心情无比激动。他用左手试着按了按键盘，风琴发出清亮的、纯正的音乐声，在大厅里回响；现在他又踌躇地想用右手去试一试——右手藏在衣袖里已经好久了，巳经变得僵硬了。可是你瞧：在右手的按动下，管风率也同样发出了银铃般的悦耳声音。他开始慢慢地弹奏起来，随着自己的遐想演奏着，感情也随之起伏激荡。管风琴声，犹如无形的方石，垒起层层高塔，奇妙地直耸到无形的顶峰，这是天才的建筑，它壮丽地愈升愈高，但它是那样无影无踪，只是一种看不见的明亮，用声音发出的光。一些不知名的修女和虔诚教徒在唱诗台底下悉心偷听。他们还从未听到过一个凡人能演奏成这样。而韩德尔只顾谦恭地低着头，弹呀，弹呀。他重又找到了自己的语言。他要用这种语言对上帝、对人类、对永世进行诉说。他又能弹奏乐器和创作乐曲了。此刻，他才感到自己真正痊愈了。
“我从阴间回来了，”乔治·腓特烈·韩德尔挺着宽阔的前胸，伸出有力的双臂，自豪地对伦敦的詹金斯医生说。医生不得不对这种奇迹般的治疗效果表示惊羡。这位恢复了健康的人又毫不迟疑地全力投身到工作中去了，他怀着如痴若狂的工作热情和双倍的创作欲望。原来那种乐于奋斗的精神重又回到这个五十三岁的人身上。他痊愈的右手已完全听他使唤，他写了一部歌剧，又写了第二部歌剧，第三部歌剧，他创作了大型清唱剧(10)《扫罗》、《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以及小夜曲《诗人的冥想》(11)，创作的欲望就象从长期积蓄的泉水中源源喷涌而不会枯竭。然而时运不佳。卡罗琳王后(12)的逝世中断了演出，随后是西班牙战争(13)爆发，虽然在公共场所每天都有人聚集在那里高声呼号和唱歌，但是在剧院里却始终空空荡荡，于是剧院负债累累。接着又是严寒的冬季。伦敦覆益在冰天雪地之中，泰晤士河全冻住了，雪橇在亮晶晶的冰面上行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在天气这样恶劣的时节，所有的音乐厅都大门紧闭，因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没有一种天使般的音乐能与如此残酷的寒冷抗衡。不久，歌唱演员一个个病倒了，演出不得不一场接着一场取消；韩德尔的困境愈来愈糟。债主们追逼,评论家们讥消，公众则始终抱着漠不关心和沉默的态度；这位走投无路的斗士的勇气渐渐崩溃了。虽然一场义演使他摆脱了债台高筑的窘境，但是过着这种乞丐似的生活，又是何等羞耻；于是韩德尔日益离群索居，心情也愈来愈忧郁。早知如此，当年半身不遂岂不比现在全身清醒更好？到了一七四零年，韩德尔重又感到自己是一个遭受打击而失败了的人。自己昔日的荣誉已成了炉渣和灰尘。虽然在艰难之中，他还整理着自己的早期作品，偶尔创作一些较小的作品，然而那种巨流般的灵感却早已枯竭。
在他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内，那种原动力已不复存在。
他，一个身躯魁梧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心力交瘁。这个勇于奋斗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已被击败。神圣的激流般的创作欲望第一次在他——一个三十五年来创作热情始终异常充沛的人——身上中断、干涸。他又一次完蛋了。他，一位完全陷于绝望的人知道，或者说他自以为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蛋了。他仰天叹息：既然人们要再次埋葬我，上帝又何必让我从病患中再生？与其现在象阴魂一样在冷冰冰的寂寞世界上游荡，倒不如当初死了更好。但有时候他在悲愤之中却又喃喃低语着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的话：“我的上帝呀，上帝，你为什么离开了我？”
一个被遗弃的人，一个绝望的人，对自己的一切都已心灰意懒，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或许也不相信上帝。
在那几个月里，韩德尔每到晚上都在伦敦的街头踯躅。
但都是在暮色降临之后他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因为在白天，债主们拿着债据在门口堵着他，要拽住他；而且在街道上，向他投来的也都是人们那种冷漠和鄙夷的目光。他曾一度考虑过，是否逃到爱尔兰去为好，那里的人们还景仰他的名望——唉，他们哪会想到他已完全衰颓——或者逃到德国去，逃到意大利去；说不定到了那里，内心的冰雪还会再次消融；说不定在那令人心旷神怡的南风的吹拂下，荒漠的心灵还会再次迸发出旋律。不，他无法忍受这种不能创作和无所作为的生活，他无法忍受乔治·腓特烈·韩德尔已经失败这种现状。有时候他伫立在教堂前，但是他知道，主不会给他以任何安慰。有时候他坐在小酒馆里，但是谁以为喝得酩酊大醉就会有飘然而又纯洁的创作灵感。那么结果无非是劣质的烧酒使他呕吐不止。有时候他从泰晤士河的桥上呆呆地向下凝视那夜色一般漆黑的静静流淌的河水，甚至想到是否一咬牙纵身投入河中一了百了更好！他实在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压抑的空虚、这种离开了上帝和人群的可怕寂寞。


每到夜间，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街上徘徊。一七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那是非常炎热的一天。伦敦上空好象盖着一块正在熔化的金属板，天气阴霾、闷热。而韩德尔只有等到天黑才能离开家，走到格律恩公园去呼吸一点空气。他疲倦地坐在幽暗的树荫之中，在那里没有人会看见他，也没有人会折磨他。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就象重病缠身，他懒得说话，懒得写作，懒得弹奏和思考，甚至厌倦自己还有感觉和厌倦生活。因为这样活着又为了什么？为谁而活？他象喝醉了酒似的沿着蓓尔美尔街和圣詹姆士街走回家，只有一个渴望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