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无意识中，这伤痕仍然活着，动着，英国文学批评一直与它进行着魂牵梦萦、没完没了的对话。英国文学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和那个任性的雅各宾主义的孩子即我们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起出生的。文学批评竟然登上了英国文化的前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经院学科自动放弃了它们的学术责任。因为关于真理和正义、自由和幸福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总得有个落脚之地。如果这种思考求索不喜欢干巴巴的技术哲学或沉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就会移置到知识准备还欠充分的批评上来。因此，文化理论 ( 我至少用两个词来称这种批评 ) 被认为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况，它试图从文学领域内部着手解决认知学科几乎完全推在一边的问题，使这些问题具有科学严谨性。因此，文化理论是双重描绘的产物：一方面，英国哲学和社会科学明显地把这些问题简化成纯粹的伪问题或技术问题；另一方面，道学家把这些问题移置为只有批评才会以反动的方式提出的东西。



就此而言，文化理论是对当前学术劳动分工的根本挑战，这也是现行体制对它感到头疼的原因。不必跑到牛津之外，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我说到文化的危机，其实，我们遭逢的是更深层的危险。因为男人女人们并不单靠文化活着；就文化的更窄意义而言，大部分男男女女们的生活与文化沾不上边。激进的文化理论家们有许多过错，但是他们之中似乎没有妄自尊大者，正是唯物主义使我们懂得，在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中心位置。这不是艾莉斯 . 沃尔克是否比托马斯 . 曼更伟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由华盛顿去估量吧，它眼下正在估量苏联集团的倒台会给它带来巨大好处呢，还是释放出摇动它的全球统治的危险力量。也可以走着瞧，看看昔日的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在降服南方的事业中证明自己是可以长远合作的可靠伙伴，看看这些国家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创伤性插入是否会真的引起分裂，以至于不得不经常用枪炮来保护自己。这些事情都与文学经典无关。这些问题的中心不是文化，但文化也绝不在这些问题的边缘。因为研究人类文化就是研究这些世界历史问题如何表现为生活经验的形式，如何穿过能指的行列呈现为象征意义。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与其说关注自身的生存和繁荣最需要的东西，不如说它关注最独特的人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东西，无法用严格的物质尺度来衡量。但是自我僭越和自我超越的能力恰恰是衡量人性的尺度。

（本文略有删节，全文将发表于“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中的伊格尔顿文集）

注释：?

(1) 转引自 Stefan Collini, “ Genealogies of Englishness:Literary History and Cultu ral Criticism in Modem Britain ” in Ciran Brady(ed.)Ideology and the Historians(Dublin,1991),p.247.

(2) 转引自 Chris Baldick,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Oxford,1983),p.7 4.

(3) Ibid,pp.88-9.

(4) 巨石阵：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遗址。

特里 . 伊格尔顿 (Terry,Eagleton,1943 — )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思想家与批评家，主要著作有《从文化到革命》、《权力神话》、《批评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幻觉》等，曾两次访问中国。

马海良，学者，现居太原。有著译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