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信息渠道不畅通。公众监督的一大要件就是对监督对象—政府及其行为的了解。但是，长期以来:，权力者，尤其是国家权力者，往往运用其权力，垄断信息，拒绝公开;或者把公开相关信息，看作是他们对相对人的恩赐;公开多少，也是由政府“钦定”。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公众监督缺乏足够的政府行动的信息，政府行为被监督者，相对于公众来说变成了一个“黑箱”。而且，由于受几千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信息公开仍很艰难。例如，人们想要了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事情的内幕，为何举国上下陷于一片狂热之中，关于文革的一些资料仍被紧紧封闭着，我们只是从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口中知道其中的一鳞半爪，而其中的始末却不详。公民的知情权和信息传播自由不是洪水猛兽.试图完全遏制和封杀是不明智的(当然适当加以法制的规范也是必要的)。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实行情报垄断和新闻封杀，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在政务公开的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我国政府推行的“乡村政务公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众对政府及其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实现有效公众监督的对策

    第一，构建公民文化，倡导公民积极参政。在一个社会中，即使有健全的制度保障公民参政，但由于公民缺乏政治参政意识，缺乏政治参与所要求的政治知识和技能，缺乏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责任感，因而不能正确维护和行使自己的权力，更不用说行使监督的权力。要想实现有效的公众监督，必须构建良好的公民文化。而由臣民文化、村民文化成功地转变为参与者文化，涉及到对民主基础结构的积极取向的普及，对公民职责规范的接受，以及大部分人口中的公民能力意识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到布赖斯，民主理论家们都强调，要保持民主，就需要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需要具有公共事务高水平的情报，以及广泛的公民责任感。监督意识的养成有赖于良好的公民文化，有待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使大部分中国人人性中的奴性成分根深蒂固，这种奴性及其遗留使国人丧失了主体地位和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构建公民文化是培育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念，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增强公民政治责任感的重要保证。公民个体自觉意识的形成，也有待于正确的政治引导与教育。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小c:·鲍威尔曾指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具有更多的政治意识。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越高，个人的参与意识就越强。要提高公民的监督意识，我们应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引导与教育，倡导公民积极参政，有效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

    第二，培育“公民社会”.发挥舆论蟾的作用。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戈登一怀特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当代使用这个术语的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公民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是由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由于传统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二元社会”，而公共个体面对政府实在过于弱小。因此，在政府领域之外培育公共领域，形成“公民社会”，以公共权力应对公共权力，对政府的权力形成行之有效的制约。公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需要公民文化的土壤。按公民的政治自我意识的不同，大体上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公民分为三类:政盲、顺民和参与者。而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于把政盲和顺民成功地转化为参与者。只有真正在政府部门权力之外，形成一个与政府权力相对应的权力，以组织的权力对抗权力。公民社会的形成，要求公民不是对权力的盲目服从，而是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在此，我们有必要讲一下新闻舆论监督，新闻监督并非简单的监督，它的深刻基础和坚强后盾是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国民性的公众监督。长期以来，新闻监督在西方被称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称新闻记者为‘.无冕之王”。因此，我国的新闻媒体也应在反腐败过程中承担起社会责任，提供公正的舆论环境以遏制腐败.弘扬正气，而不只是做政府的传声筒。

    第三，公开政务信息，畅通信息渠道。公众监督不仅需要积极行使监督权力的公众及其民意组织，还需要受监督的对象—政府，充分公开自身的政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公开、公正行政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有效途径。正如杰斐逊所言“阳光能够杀菌，路灯可以防贼”，立法，执法，司法的透明度愈高，公民实行监督的可能性就愈大。信息公开是公民监督权的前提，是公民保护自己权利的最好途径。政府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一切腐败行为就难以滋生和蔓延，也较容易发现和整治。有学者建议把信息公开当作政府的一种义务，而把公民对政府政务信息的知情权当作一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在任何制度下，只有勇于接受公众监督的政府才能及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公共管理水平，赢得公众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言:“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以往研究反腐败的监督机制时，往往只强调由上而下的制度建设，而忽视自下而上的公众监督。要使其不流于形式，公民参政的政治文化环境必不可少，此乃公众监督之土壤与根基。强调公众监督之政治文化环境，乃是本文之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