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世界性的思潮。人们常常纳闷：
    现代科学技术如此之发达，人类文明繁荣昌盛，知识经济的曙光正冉冉升起，为什么神秘思潮反倒盛行起来了呢？其实，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极为错综复杂、生动丰富。神秘思潮总有可能找到它生存的空间，与人类相生相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消失”。这不仅有传统的渊源，历史的沉淀，而且也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就当今的神秘思潮而言，我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后现代主义以批判现代性、现代世界观为特征或旗帜，它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90年代以来在我国也有相当影响。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为神秘思潮提供依据的吧。
    科学与巫术之类非科学的界限“化为烟云”了吗？
    7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出现了一位“怪杰”，也有人说是“迷途的羔羊”，他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保罗·费耶阿本德。在其代表作《反对方法》中，费氏竭力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
    据此，他断言：科学与巫术、魔法、占星术等非科学的界限“已化为烟云”，不存在任何实质上的差别。
    本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是科学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是可以证实的，因而也才是有意义的；其他非科学的命题，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命题，都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词组排列。这样贬斥除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文化成果显然有悖于历史和现实。大量材料表明，一些被认为是科学的命题（如燃素说）却证明是非科学，而一些非科学的命题（如古代原子论）却转化成了科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实证主义所强调的那种截然分明的、绝对的界限。
    然而，费氏却走上了另一极端。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法论口号：
    “怎么都行”，并公开声称：“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反悔地为最陈腐或最荒诞不经的陈述辩护。”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作为二战期间的德军士兵，他本该深刻反思法西斯主义的灾难。可是，他却“拒绝抨击哪怕是一种极端的法西斯主义，并认为它也有滋长的权利。”请看，连极端的法西斯主义也有“滋长的权利”，还有什么反科学的东西没有“滋长的权利”呢？在这一点上，这位“怪杰”远远比不上普通的德国公民。
    费氏反反复复地申述，巫术、魔法、占星术之类与科学一样，科学既不比它们好，它们也不比科学差。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他以犹太教教士阿基巴处于迷睡状态中从一个天体升到又一个更高的天体，最后同“无限光辉”的上帝直面相对为例，认为“一旦我们决定接受他的生活方式作为对实在的一种量度，他就是作出了真正的观察，并且，他的心灵就像所选择的观察告诉他的那样，独立于他的肉体。”
    因此，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科学更“合理”或“客观”。当世界上近200名著名科学家呼吁反对占星术等迷信时，费氏却出来为占星术辩护。他还主张学校里有权讲授神创论，甚至教学生学魔法。
    值得注意的是，费氏多次利用中国政府的中医政策来论证他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医是非科学，甚至是巫术、迷信。保护和支持中医，便是保护和支持非科学。这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理，中医恰恰是一种科学。保护和支持中医，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医学科学。中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封建迷信的影响，这是糟粕，必须清除，对此根本谈不上保护和支持。
    费耶阿本德曾一再表白他并不反对科学。我们相信他的良好愿望。
    不过，他既然主张“怎么都行”，就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为巫术、魔法、占星术之类洞开了大门。


    真理只是“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吗？
    费耶阿本德开创了“后科学哲学”之先河，他基本上还局限在科学哲学领域。当今美国的另一位著名教授理查德·罗蒂，则在更普遍也更深层的意义上为神秘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
    罗蒂像费氏一样渊博、机智、尖锐，可是却不像费氏那样直接了当地讨论巫术之类的问题，而只谈抽象的哲学理论。为什么说他也为神秘思潮推波助澜，是不是误解了他、强加于他或者冤枉了他呢？
    不是的。这主要是由于罗蒂倡导的“后哲学文化”的真理观。罗蒂是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风云人物，他师承杜威等老实用主义者，但又有很大不同。
    首先，他认为神学、哲学、科学、政治等都是一种平等的、平权的文化，相互之间不存在谁比谁优越、谁服从谁、效法谁的问题。一句话，根本不存在“文化之王”，不存在文化的“法官”。神学曾试图充当文化之王，却不成功；哲学企图取代神学成为文化之王，也不成功。今天，科学也并非文化之王。他说，在后哲学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
    其次，罗蒂认为科学并不具有客观性，而只有“亲和性”。在罗蒂看来，客观性之类是早已过时的“前哲学”概念。曾有一段时期，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相信，科学能描述实在的真实结构，揭示自然事物的本质。罗蒂宣称，这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已经站不住脚了。科学与客观性不能“搅在一起”。可是，科学为什么受到人们的普遍信任并且起巨大的作用呢？据称乃是由于科学的“亲和性”。罗蒂指出：
    “说科学可以成为样板的唯一的一种意义是，它是人类亲和性的一个样板。”什么是人类亲和性呢？比如，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尊重同事的意见、对新材料和新观念的好奇和渴望等良好的德性。罗蒂承认，科学家通常具有比政府官员更高的德性，因而赢得公众的敬重。
    但这只是历史的巧合，并无深刻的根源。总之，和那些“想把亲和性奠基于客观性之上的哲学家”相反，他力图“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
    第三，真理“不过是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客观性被消解之后，真理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按照传统观点，真理是与实际相符合，真理的内容具有客观性，而且是不是真理还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站在“后哲学文化”的立场上，罗蒂强调传统观点已经土崩瓦解，甚至是荒唐的。真理其实很简单，只是“自己觉得最好加以相信的信念”，或者“只是对一个选定的个体或团体的现时的看法”。更妙的是，真理“将被看作一个表示满意的形容词的名词化”。
    至此，可以看得很清楚，罗蒂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为科学穿上“后哲学文化”的服装的。经过这样的梳妆打扮，任何神秘主义的东西都不难从中得到理论支持。尽管罗蒂没有明说，但神秘主义思潮已呼之欲出。
    灵学能“再现科学的魅力”吗？
    美国有一个“后现代世界中心”，创办人是大卫·格里芬教授。
    格里芬被誉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其建设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表现，便是要创立“后现代科学”。
    为什么要创立后现代科学呢？据称，现代科学已失去了魅力，被“祛魅”了，必须让它“返魅”，才能再现科学的魅力。这正是后现代科学的目标。
    应该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格里芬等人对现代科学的某些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同费耶阿本德、罗蒂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有其合理性一样。比如，他们认为现代科学具有明显的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倾向。虽然这种批评缺乏历史的分析，没有明确区分还原论和还原方法，但终究击中了“科学世界观”的一些缺陷，还是有价值的。不过，从他们建构的“后现代科学”的框架来看，某些部分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主要是指把早已被科学否弃了的灵学捡回来，作为“再现科学魅力”的重要法宝。


    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直言不讳地宣告：
    在后现代科学中，“自由、价值的客观实在性、神在世界中的作用（通过它的作用，价值才得以在我们生活中产生影响）、生态伦理以及对泛心理学，如超感观视觉、心灵感应以及中国气功师的外气发放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死后生命问题等等，都占有一席之地。”后现代科学的代表人物如此公开地向中国读者推荐“死后生命”之类的“魅力”，不禁使我想起前些年某“大师”发现的“确凿无疑”的事实：XX死后如何转生为XX，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像格里芬一样，某“大师”声称这是“新科学”的伟大发现。因此，如果说真有什么“魅力”的话，只是对像某“大师”那样的江湖骗子有魅力，对于科学的信奉者而言，根本没有什么魅力。
    在该书中，类似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论述还不少。比如，“将自己的思维发射出去，远至千万里去观察某个遥远地方所发生的情况”；“心或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产生于心”；“在后现代时代，超心理现象也许会比今天人们所想像的更简单、更高雅、更节省。目前在脑与心、肉与灵、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二分法也许会以一种有利于意识的系统相互作用模式的方法加以解释。”如此乞求于灵学之类的东西来“再现科学的魅力”，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他们所要“建设”的究竟是科学还是神学。
    我觉得，格里芬等人基于他们信奉的“后现代世界观”，宣扬灵学之类的东西并不奇怪。令我惊异的是，现在有的人仅仅看到他们的“建设性”，赞颂有加，而对“死后生命”一类明显的谬误却似乎视而不见，不置一词。
    我并无意于否定后现代主义。其兴起有复杂的深刻的必然性，它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发人深思的命题。我只是希望，我们也要如实地注意它与神秘思潮相联系的一面，而且是重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