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92年福州修建长乐国际机场才偶然出土。当时由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与福州市文物考古队联合发掘，发表了《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6]早在几年前，有人通过对泥塑神像和长乐历史的研究，推测这座庙宇可能就是郑和在长乐修建过的第三座妈祖庙，“巡海大神（臣）”可能就是后人塑造的郑和。这将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被神化了的郑和彩绘塑像。消息传出，迅速引起海内外的关注。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福建师大历史系的几位历史、文物专家专程来长乐考察，从塑像形成时间、雕塑手法、人物特征、服饰特征，以及当地历史、庙内供奉诸神的特点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考证，一致认为，这尊塑像大约形成于明万历年间，头戴嵌金三山帽，身着簇新蟒龙袍，腰系玲珑白玉带，脚穿文武皂朝靴，完全是明代宦官特有服饰，确实就是统率庞大舟师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显应宫（又称大王宫），于清光绪年间因海啸而沙埋于地下。长乐显应宫地宫特指出土遗址部分共有5座神台，供奉着大王及夫人、临水夫人、马将军、天妃和巡海大臣（神）5组、计有50多尊彩泥塑像。其中位于前殿左侧神台上的，是根据民间传说定名为“巡海大臣（神）”的一组彩塑，共有10尊，与前殿右侧的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完全对等地位，颇为引人注目。要了解巡海大臣（神）彩塑到底为何方神明，关键是对为首的塑像进行认定。这组彩塑居中是一男性，高130厘米，坐姿，显然是这组神像中的主体塑像。塑像面如满月，表情慈祥，坐姿优雅端庄，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胸前、两袖均有贴金纹饰，左手置于膝上，右手扶在腰间所束带上，脚下是一双皂色靴子。有专家认为此人身份特殊。

据《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清理简报》称，出土的泥塑目前可计算的有44尊。女性塑像14尊，男性塑像30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No.01，女性立像，怀抱幼子，发髻梳在头的后顶部，身着对襟宽袖长袍，袍内再穿拖地百折裙，人体曲线处理为腹部挺出的弓形。此神像当为保佑生育的临水夫人。No.03，女性坐像，高93公分，正如报告所说，该像是这组塑像的主体，头戴金冠，身著圆领对襟宽袖长袍，穿护肩并披巾，手为作揖状，腰佩玉带衣着，以贴金、红、黑为主，间有少量绿色。原无脸部，后补塑。这个塑像与湄洲岛上明代所塑的妈祖整体形象极其相似，可以确认为妈祖神像无疑。No.13女性坐像，高126公分，面部表情既高贵又显得专注，耳垂较长，面部也很丰满，是整个遗址中大王的夫人。头戴金冠身著长袍，内穿百折裙，腰配玉带，斜口领，衣着以红、绿和贴金为主，衣纹的皱折和袖的地方最为流畅。No.14是男性坐像，高130公分，方脸大耳垂，目光显得深邃和蔼，头戴帽，黑色，镶嵌金边，身穿圆领长袍，腰佩玉带，脚穿船形鞋，是该宫2个大王中主要的一位，右手扶于腰带，左手自然放在左膝上，衣饰中以贴金和红色为主，间有绿色装饰。此人应当就是郑和。再如No.38, 女性立像，高100公分，面部表情较为随和，外穿对襟长袍，内穿拖地裙，衣纹的塑造非常流畅，衣饰以贴金为主贴金以作出绣衣的效果，双手抱印一方。此女性当系妈祖的掌印官。余下40个塑像多与各地天后宫中塑像相似。

福建长乐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亦为其迈出国门第一步的地方。庞大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可以说下西洋与长乐有着密切关系。郑和对长乐具有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在长乐，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树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长乐人对郑和极为崇拜，在二刘村，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地名晦翁岩被命名为“三宝岩”。显应宫所在的仙歧，滨海生态环境使当地居民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祇。将郑和塑像供奉在寺庙中，与天妃并列，是长乐民间信仰、崇拜和纪念郑和历史功绩的产物。长乐人对郑和极为崇拜，在二刘村，晦翁岩被命名为“三宝岩”，而福建地方祠祀群集、广供神祇，在长乐仙歧出现对郑和的供奉，应该说是不奇怪的，也是合乎一般民间造神过程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雕塑艺术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国家，民间流传的许多古代彩塑遗产，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显应宫彩塑不仅具有雕塑的立体感，而且加上色彩，使人物栩栩如生，显示了郑和的风采。“巡海大臣（神）”彩塑组群与天妃彩塑组群置于对等地位，说明延至明万历年间，虽然不过150年左右，坊间已经将郑和神格化，并提高到与天妃并列的高度。

另据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编《泉州市区寺庙录》，在市区7个街道办事处、8个镇、2个农场、1个乡约60万人口中，有636个民间信仰神庙，共祀182个主神(截至1996年6月统计数字)，其中就有郑和神灵崇拜。这也说明长乐显应宫的郑和信仰崇拜并非孤证。[7]

四、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各国的“郑和信仰”

 

处在明代初期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处于我国东南经济发达且人口增长迅速的江浙闽粤一带，人们素来就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由于郑和七下西洋，则进一步推动了闽粤人民向南洋地区的迁徙。郑和船队下西洋使海道畅通，到南洋一带去的移民更多了。当时中国移民在南洋地区约有几十万人，他们在当地奉公守法，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各项实业。比如爪哇的新村、苏鲁马益、吕宋的马尼拉都有成千上万从闽粤去的商人经商贸易。旧港也有很多华侨。华侨主要的经商地点有：吕宋、占城、真腊、暹罗、爪哇、旧港、满剌加、锡兰、苏门答腊等处。他们中有的是商界的垄断者；有的拥有巨大的船队；有的被一些王国委任为港务官员参与海外贸易的管理，或作为海外贸易使节，指导王室海外贸易事务。随着郑和七下西洋，海上交通越发畅达，国际贸易频繁，江、浙、闽、粤等地有大批民众移居海外。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成千乃至上万的华侨。明查继佐《罪惟录》记载“其地曰涧内者，中国人贾以数万名压冬，间有削发长子孙者”。张燮《东西洋考》“吕宋”条解释“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曰压冬。”侨居各国的闽粤移民比明代之前成倍增长。如爪哇“新村番名曰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轫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8]“升斗之法，截竹为升，为一姑剌，该中国官升一升八合。每番斗一斗为一捺黎，该中国官斗一斗四升四合”。[9]闽粤移民把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文明带到南洋各地，他们辛勤劳动，和当地人民开发那里的资源，对南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当地官员十分重视郑和船队的到来，“凡中国宝船到彼(指满剌加)，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返。”[10]华人所建村落散布于东南亚各国，据明慎懋赏《海国广记》载：在爪哇“有村曰杜板，仅千家，二头目主之，人多闽广流寓者。鸡、羊、鱼、菜甚贱。又东行半日入北马头曰廝村，中国人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居民环接，编茭樟叶覆屋，铺店连村，各处番舶，至此互市金宝番货”。[11]类似记述比比皆是。如明人罗曰絅《咸宾录》载：“番舶幅凑，多广东漳泉人。土沃宜稼穑。谚云:一季种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三季生金。言米谷盛而为金也。市用钱布并烧炼五色珠。”[12]明代闽粤沿海居民在东南亚各国定居，此即明证。

另据明费信《星槎胜览》“龙涎屿”载：“其龙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