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奇怪，实证主义社会学中的方法论工具是借自实证自然科学（或者比较“硬”的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与心理学）的量化方法。 
六 
    阐释的社会理论力图在人们赋予社会行为的意义的水平上理解社会行为，它既不同于实证的社会理论也不同于批判的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阐释的社会理论并不自诩能够生产出永远有效的社会法则；而与批判理论不同，它并不尝试通过揭示社会是一个由矛盾的、可以改变方向的社会力量组成的流动场，来鼓动社会行动主义。在安格尔看来，阐释的社会理论是更加接近实证主义，还是更加接近批判理论，取决于我们强调它的哪些特征。就他的目的而言，它接近批判理论，因为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阐释理论，都通过它们与实证主义的差异来界定自己（它们均否定所谓“社会法则”的存在）。虽然阐释理论不以批判理论的方式卷入政治斗争，但他们反对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社会学观念。他们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科学与文化-意识科学加以分离，新康德主义的阐释理论家坚持认为：社会学不该模仿社会物理学，而应该寻求阐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赋予其行为的意义。 
    阐释的社会理论与韦伯的关系比较复杂。就提倡价值中立而言，韦伯可以归入实证的社会学，但是就主张在意义层面上理解社会行为而言，他又是阐释的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但是阐释的社会理论家不同意韦伯的实证主义主张：把社会理论研究当作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活动。有些阐释的理论家（主要的符号互动理论家）把阐释社会学当作对于量化研究的支持，但是也有些阐释的社会理论家（主要是如人类学方法论者、社会现象学家、以及社会建构主义者）则把阐释的社会学用作对于量化的调查研究的对抗。他们认为，后者不但不能理解人赋予其生活与行为的意义，而且错误地把社会学建立在物理学的模式上，这就违背了新康德主义的宗旨。 
    像Denzin、PatriciaClough等阐释理论家认为，阐释理论可以与文化研究以及女权主义理论很好融合。他们认为阐释理论最终是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或反过来，批判理论是阐释理论的一个分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批判的阐释研究。有些批判的社会现象学家认为，社会现象学是一种特别有助于理解微观层面（日常生活）与宏观层面（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把统治追溯到生活世界的阐释理论，它因而表明了人们如何深深地被操纵和操纵自己，社会变迁如何从这个主体的与主体间的层面生产出来。马尔库塞从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角度出发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论解放》中指出：社会变迁应当从家庭开始，否则的话，如果解放只是满足于遥远的“未来规划”，那么，社会变迁事实上不过是用一种极权秩序取代另外一种极权秩序——只是以新的意识形态的名义罢了。虽然马尔库塞不是阐释的社会理论家，但是他关于新左派的著作非常接近更激进的社会阐释学的批判主题。 
    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恰恰是女权主义的根本特点，它认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就是说，厨房、卧室、幼儿园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它们同样反映并有助于家庭以外的政治与经济运动。追寻日常生活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正是女权主义的重要特色。 
    大多数阐释的理论家的著作是用日常生活的叙事书写的。这个意义上，把阐释工作的特征概括为“理论”是具有误导性的。像实证主义一样，阐释性的书写同样利用理论但是又具有批判理论不欠缺的深度与细节。这既是优点又是弱点，优点是它使社会学接近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仅是社会研究的至关重要的经验资源，而且是社会变迁的必要的政治平台。它的弱点是许多的阐释叙述不能对解释性／说明性的理论（explanatorytheory）作出贡献，它们只是描述但不分析社会生活。阐释性的著作越是有理论性，常常也就越具有批判性。 
    阐释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异是阐释理论总是回避“错误意识”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与许多批判社会理论的重要主题。阐释理论家认为，社会分析家如果假设人们具有关于自己生活的虚假／错误意识，不免过于傲慢自大。分析者没有权利判断别人意识的真实与虚假，他们认为，所有的叙述都代表人描述和理解自己生活的尝试。在此意义上，所有的叙述都有真实的价值；而批判理论则认为，这会导致一种无法解决的相对主义，使阐释的理论家不能有效地处理意识形态与霸权问题，正是这种霸权建构着意识并因而生产政治结果。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依然保留了错误意识的概念，而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家与许多女权主义的理论家则倾向于取消关于真、假意识的截然划分，但是又不下降为许多阐释理论家的纯粹的相对主义——把人们关于自己的生活所说的一切都看作是真实的。相反，后现代主义者把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强加于人的权力与统治的来源，人们把这种话语看作是不可逃避的文化和意识结构。比如，虽然福科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虚假意识的观点，但是他把某些犯罪与性的话语理解为规训与惩罚的代理人，通过限制他们对于可能之物的知觉与经验来对于他们实施控制。换言之，人们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赋予他们的关于现实的界定与话语。意识不是被机械地生产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与语言——这种语言借自普遍流行的关于现实的概念，同时又反映了人的自由想象——的辩证关系中得到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