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作妙力”。感应之力指众生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无论遇到什么苦难和麻烦，只要他能以虔诚之心，按照观音法门的修持仪轨而进行一定的称名、诵咒、念经、礼拜、供养等宗教活动，观音菩萨就可立即察觉到什么地方、什么众生遇到了什么苦难，从而通过显露真身妙相、化作凡间俗相或在冥冥之中施展法力等方式，使受苦众生获得解救（参见:拙作《略释观音法门》，《五台山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页３－６）。
    民间受道教求签问卦传统的影响，在把观音拉入道教神灵体系的同时，还将预测吉凶的职能赋予观音。当然，观音具备非凡神通，对于预测吉凶之类的事情自然不在话下。但印度正统佛教认为，众生命运的好坏全由自己的善恶之业决定，也就是说，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些经典对此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以说明今日的某种命运乃昨日之某种心行导致，今日之某种心行又将会导致明日的某种境遇。所以，欲知未来命运如何，看看今日所作所为就行了。因此，佛教反对在命运问题上的各种无知和侥幸心理，不提倡预测未来吉凶祸福，反对道教的求签问卦等占卜活动。可在中国民间信仰中，佛教的这些原则已失去了约束之力，受道教卜卦习惯的影响，中国民间逐渐把观音塑造成一位预卜未来、指点迷津的大神仙，形成了解疑释惑型观音信仰形态（参见:拙作《试论古代观音信仰的四种形态》，《南海菩萨杂志》，１９９８年第１期，页２８－３３）。宋代洪迈的《夷坚三志》辛卷五《观音救目疾》条记载，某王氏母家中敬奉观音，“有疑则卜，厥应如响”。至于如何来卜，则不大清楚。
    在观音神仙化的过程中，自宋代开始，逐渐出现了“观音签”、“观音课”、“观音阄”等预测方法。观音签即置于观音像前的竹签，求签者在观音像前焚香、供养、礼拜、默祷，然后摇动签桶，求出其签，以示吉凶，或解疑惑。观音签有两种，一是“一百签”，一是“一百三十签”，前者出自浙江杭州天竹寺的观音院，后者出自越之圆通寺（〈释门正统〉卷３）。其中一百签近年还在社会上流行。据说“观音灵签向来以灵验著称，只要诚心祈求，自有灵验”（有闲居士，《观世音100灵签精解》，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前言》第１页）。观音课分三十二种，每一课代表一种预测或答复。其卜法是取五枚钱币，一面代表金木水火土，另一面代表空白，使用时把钱币在手中摇几下，心中默念观音圣号，观想所问之事，再将钱币掷于桌上，依顺序按金木水火土和空白的组合，索取三十二课中的一课（参见《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第１－２页，佛陀教育基金会２００１年８月版）。观音阄即在竹、木、纸片上提前写下某种文字或标下某种记号，然后将其遮隐起来，或捻纸成丸状，在观音像前礼拜供养默祷，然后拈取其一，以所取者为凭，卜测吉凶祸福或裁决某事。
    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体系在中国民间所经历的以上五个方面的变革也可以视为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相互对话与交融的五个主要方面。通过这一对话与交融的过程，对于印度佛教文化来说，在接受道教对观音神格的全方位改造的同时，依然保持了观音慈悲、神通、救世等印度佛教固有的基本特色；对于道教文化来说，源于印度佛教的观音崇拜也被吸收作为道教神灵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中国民间文化来说，则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信仰形态――中国民间的观音信仰。一方面，这种观音信仰形态既不同于印度佛教文化，也不同于中国的道教文化，另一方面，这种观音信仰形态既包涵了印度佛教观音信仰的成分，又包涵着中国道教文化的成分。
    印度观音信仰同中国道教神灵思想之间的对话是印度佛教文化同中国道教文化之间对话的一个缩影，而印度佛教文化同中国道教文化之间的对话又是整个印度文化同中国文化对话的一个方面。对话双方各有不同的统属与分类，每一类型的文化之间的对话都会体现整体文化之间对话的主要特征与基本走向。与此同时，文化对话还会因为在不同的领域内展开而产生不同的对话方式与不同的结果。本文所阐述的印度佛教文化同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只是这两种文化发生于中国民间领域中的对话，它不同于正统宗教和正统文化领域内的文化对话，具有更为开放、更为灵活、更为深刻等特征，充分体现了人类文化对话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文化对话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方法上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