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三处主人与外界的联系。这里的外界指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联系包括，主人及家人亲至外地、来访者所来自的地方和通信或者口信所达到的地方，这样几种方式。我们依据这一原则把从三处日记中搜集到的地名分别列表(见表四、五、六)，再将这些地名落实到各自的地图上(见地图一、二、三)，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三处主人与外界联系的范围，而且可以定性地认识他们与这些地区的联系强度。

    大胜柳氏与外界的联系共计113次，其中与不足8公里远处黎里的联系次数最多，与黎里以近范围的联系共计57次，占全部联系次数的一半微强；在这个范围以外，他基本上是按照次数与距离成反比的规律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当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上海，这一范围的半径大致可以确定为60公里，虽然他与60公里以外的个别地区也有联系，但这是极其偶然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种联系概括为近强远弱，这反映了乡居地主对于本居住地有着特别的关注偏好。

    同里金氏与外地的联系共计65次，其中与65公里远处上海的联系次数最多，其次是苏州，而与最近处屯村联系反而显得较少。与大胜柳氏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一联系在特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程度上似乎表现为次数与距离成反比的态势。我们不妨将它称之为远强近弱，这反映了镇居地主对外界，特别是大城市有着特别的关注偏好。另外，需要特别说明，表中的数据显示三处地主中金氏与外地的联系次数最少，这一数据其实不能真实反映他与外界的联系，其实他对外界的了解一定程度可以通过镇内联系来实现，其次数高达333次，我们不难推算，金仲禹平均每天要与本镇三处发生联系。其实，我们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日记，立刻就会得出这样的印象，除了天气恶劣，金氏几乎整日在外奔波，当然主要在本镇区内。结合这一特定现象，我们认为，镇居地主与外界的联系以本镇为主，也就是说，镇居本身就能够相当程度地保障对周围地区的了解，这种了解不一定要通过直接地与周围地区的联系来实现。因此，有了这一独特的优越条件，镇居地主对外界的关注更多地表现为对较远处较大城市的偏好。

    与上述两地的情况相比，上海柳氏与外界的联系具有多样性，地图三显示他与外界的联系半径较大，以60公里以上为主，这一数据可能与寓居地上海与原籍地大胜村的距离有关。柳氏寓居上海之后，他与外界的联系具双向性。一方面他与原籍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还波及到上海与原籍之间的沿线一带。他与外界的大部分联系是发生在这一沿线附近，而且越接近原籍地越密集。另方面他与上海周围的县份也有着相当的联系，表明他对寓居地的周边地区同样有着相当程度的关注，这种联系在他乡居时极少。城居地主与外界的这种联系，表现为与原籍地指向明确的密切联系和与寓居地周围的普遍关注。我们似乎看到城居地主多长了一双眼睛，一双专注回顾原籍，一双则放眼关怀四方。因此，我们可以说，城居极大地拓宽了地主的眼界。

    从三地外出的场所这一角度分析，我们发现，大胜柳氏外出时的目的非常明确，而且其目的都是处理某一具体事务，因此他外出的场所都是指向明确的、与这一具体事务密切相关的人和事的所在地，其中绝大多数是个人家庭。同里金氏外出就显得不如大胜柳氏正规了，并不是每一次外出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当然他知道至少可以获得一定的信息，因此他外出的场所绝大多数是个人指向性不甚确切的公共场所，而茶馆、商铺等正好符合了这一需要。例如，他几乎每天早晨都要去离家仅有两三分钟路程的三凤轩茶馆喝茶，有时甚至早晚两趟，这已成为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他身上，外出本身似乎已变成了目的。上海柳氏外出的目的性又变得十分明确，但与大胜时不同，其目的并不完全是处理某一具体事务，因此去私人场所的次数相对较少，去公共场所的次数相对较多。但他去的较多的公共场所是可以获得英洋交易信息的钱庄而不是茶馆，他不是通过与别人漫不经心的交谈来获得信息，而是直接去确定场所了解公共信息，这与同里金氏也不同，这一不同的方式，我们认为是由二者所处的环境的不同造成的。镇区，由于地域相对狭小，成员相对集中，人们即便不是熟识至少也是面熟，因此相互之间具备了直接交流的信任感；加上信息内容的有限和处理手段的缺乏，镇区不存在将其各种信息进一步分类整理的环节。因此人们只有通过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流获得内容繁杂的各种信息，然后再从中搜索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可见镇上人获取信息的过程较为漫长。与镇区相比较，城区，由于地域相对广大，成员相对分散，熟人较少，因此相互间难以进行直接的交流；加之信息内容的庞大和具备一定的处理手段，城区出现了某些信息专门化的机构，因此人们只要径直去相关的场所就可获得所需信息。可见城里人获取信息的过程较为便捷。以上三地外出目的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这样一条线索：乡村地主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处理人事，或者说就是与他人交往；镇上人外出目的是通过与人交往来获取信息，这时的他人只不过是自己获取信息的一种媒介而已；城里人外出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信息，但是以他人作为媒介的这种方式已大大地减少了。这种人际交往功能的不同完全是由三处环境的不同造成的。

    从三地与外界联系范围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乡村对外界关注主要集中在本村为中心半径仅为数里的范围内，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乡界关注。镇区对外界的关注范围较大，满足这一范围内的交往，以本地区的若干个中心城市为多，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中心城市关注。乡村与镇区的上述区别，就在于，镇不仅具备了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商品集散功能，而且具有信息集散的功能，当然它集中的信息的口径与它集散的商品的口径应该是一致的。因此镇区内部的人际交往就可以实现与镇界范围以外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自然已经满足了人们的乡界关注。因此人们与外界的交往就不再表现为乡界关注，而表现为眼光更高的中心城市关注。城居地主对原居住地的乡籍关注既合情又合理，而他同时又表现出了对寓居地周围县域的关注，这种以本县城为中心，以邻近县域为半径形成的一个扇形关注范围，我们姑且将它称之为县界关注，一般来说，这一扇形弧长和半径由本县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县域之间的距离决定。我们说，城居地主身上发展出来的县界关注说明了他们城居以后的目光变得更远了。我们可以推想，城居地主随着城居年代的久远、代际的延长，他的乡籍关注将逐渐萎缩，而县域关注将逐渐增强，从而彻底实现他从乡居到城居以后关注圈的转换。

通过社会和空间双重角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城居的离乡过程中，主要的社会关系由相对单一的亲戚变成较为复杂的亲戚加朋友；经济生活内容更为多样性，由单纯的农业活动发展为商业以及更高层次的金融活动；人事活动的个性化增强了，村社、家族集体性的义务活动逐渐被个人的主动性活动所取代；空间联系范围的扩大也极大地开阔人们的眼界。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个性束缚的减弱和个人能力的增强，这可能就是离乡一一这一居住地的外在位移在人们身上引起的最为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