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提审成为迫切问题的原因。 
        　 
        六 
        　 
        “解放的一代”尽管不是有在先的整体性强烈社会投入，但这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参预及其十年文革的涉历，同样引人注目。就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来看，“解放的一代”颇为特殊。在我看来，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而言，这代人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在一开始就被有效地织入意识形态的织体和机制之中。必须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绝非仅是一套准知识型思想观念，它更是一套有效作功的社会机制。此外，这一代群的知识类型之被意识形态化，仍与社会历史域有直接关联，意识形态的织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预，而非被动采纳。这里依然有激发起知识社会学兴趣的关于价值意向的课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这一代群亦多经社会磨难，依然很难在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上失范于意识形态的运作。例如，即使是这一代群中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亦带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至于诸多右派人士，实质上是真正的左派，则是众所周知的，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也不是一个难解之谜。 
        就知识社会学的课题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动承续者，“解放的一代”是如何与“五四”一代连接起来的，恐怕也有些刺激性的课题可做。 
        　 
        七 
        　 
        “四五”一代明显不是既存意识形态的承续者，就此而论，这一代群与“五四”一代又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他们都是既有文化制度的破坏者、文化“传统”的反叛者。本世纪中国的两次文化危机是由这两代分别挑起的。 
        文化危机与信仰危机互为表里，从根本上讲，文化危机指示的是知识类型后面的价值意向的实质性断裂。“四五”一代挑起的文化危机在层次上比“五四”一代的文化危机更深，其中隐含着的价值意向的断裂更甚，这从对“游戏的一代”所作的社会学透视中可以见到。所以，我宁愿从“相信”这一价值意向的特定范畴入手来考虑文化危机。 
        危机在此有双重含义：首先是传统价值意向发生动摇导致的危机，随之是潜伏在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的危机。 
        “五四”一代至少在形式上中断了传统价值意向。他们从反叛“传统”中站出来，并积极地、迫不急待地要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随之是重新定位后的坚信转化成的社会行动。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曾将一首题为“寻找真理”的劣诗示与一位三、四十年代即已成名、后来身于高级文化干部但当时仍在监管中的作家，向他请教。他当即指出，“寻找真理”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找到了，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念头。 
        这段轶事长期纠缠着我。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这里隐含的问题是：真诚地相信的价值意向是否能保证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 
        “五四”一代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直指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重新定位的价值意向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价值观念的知识类型，而是更多地匆忙采纳十九世纪产生的各种思潮。而这个历史时期，恰是虚无主义在西方猛然聚生的时代。“五四”代群的价值意向如此重新定位无疑与本己的社会历史事实性相关，而且，这种知识类型的取向模式，早在“五四”代群之前——例如王国维——就已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承认这是一种必然的重新定位，事实上，也有其他定位存在。 
        　 

   八 
        　 
        “四五”一代不是从反叛既存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中站出来的。如说真诚地相信，这种品性“四五”代群并不缺乏。然而，“四五”代群从真诚地相信走向了真诚的不信。这就敝开了一个问题：真诚地相信并非可以直接推导出价值意向性对象为真。问题依然还在于：相信的意向对象是什么，这一对象的价值形态的根基是什么。 
        不过，这已经涉及价值现象学哲学问题，不是知识社会学应该过多谈论的题域。从知识社会学看，上述问题已表明，在给价值意向重新定位的过程中同样隐伏着危机。进而言之，“四五”代群的重新定位同样已置身于这种危机之中。 
        “四五”一代战真诚地相信走向真诚的不信，为拒斥价值意向的对象性失误提供了条件，也给出了新的危险。 
        这种危险是双重的：一方面，在“四五”代群已然分化了的价值意向的重新定位过程中——“五四”代群中也经历过这种分化，可能重复“五四”时代的某些失误，例如，当时的一种知识类型的价值意向性对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以历史形态为价值根基，这最终会自食其果：历史的盲目总有一天会嘲弄这种价值意向本身。“四五”代群中已经出现的各种知识类型，应该担负价值意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 
        另一方面，“四五”代群从真诚地相信走向真诚的不相信过程中，已经出现“一无所信”的趋向，而且此趋向有增无减。据报载，武汉大学一位女学生自杀未遂，当问及自杀原因时，回答是：翻开书本，如今处处见到的是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是虚无、空虚、无聊、性欲……事实上，“四五”代群的“一无所信”已作为一种价值意向的新定位在转为社会行动。 
        “一无所信”实质上亦是一种相信，同样构成一种类型的知识形式，它相信——真诚地相信——空虚。这种知识类型导致的社会行动是显而易见的；游手好闲、性即乐、追逐怪诞、无所谓。如果“四五”代群不以自我批判为前批判来展开社会文化批判，那就至少在形式上承继了“五四”代群中的某种知识类型。 
        　 
        九 
        　 
        从整体上看，“四五”代群与“解放的一代”有一形式上的相近似之处，这就是与相信的价值意向相结合的理想主义精神品性。 
        理想主义同样应置于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之内，它不仅关涉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性，而且与更为广泛的知识分子品性问题有关。 
        理想主义在上述两代群中已然不同，这里涉及的要害之处依然是理想主义的实质而不仅是形式问题。简单时说，“四五”一代的理想主义已经历了实质性的嬗变，感伤质素极重。 
        无论如何，“四五”代群中，理想主义已更多地成为一种精神品性，而不是价值意向。这种品性意味着，不管这个世界如何无聊、让人沮丧，毕竟会有美好的、珍贵的、值得为之感动的东西存在。 
        “游戏的一代”从一开始就鄙视这种品质，他们嘲笑相信的意向本身、嘲笑对珍贵的、神圣的东西的持重，嘲笑知识类型本身。这一代群接续了“四五”代群中分化出来的“一无所信”意向，并在哲学上加以推进，也很快在西方找到了同伴。这一代群具有自动失范于任何知识类型的冲动，他们超前进入游戏空间，其游戏的规则就是游戏本身。从精神品性上讲，他们的重大特点是，已不知道什么叫感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性将再次面临新的挑战。 
        　 
        十 
        　 
        若从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范围来看，“四五”一代还与另一日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相关：流亡文化。 
        流亡自古就有，但文化的大规模流亡，则是二十世纪的特殊现象。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俄国流亡文化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德国流亡文化，前者的流亡中心地是巴黎，涌现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洛斯基、浦宁等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神学家、作家、诗人；后者的流亡中心是美国，它产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传统，涌现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布洛赫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化思想家。流亡文化从本己的民族性遭遇出发，又超逾了民族性本身，成为独特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类型。 
        我不太乐意说“四五”一代已经在构成流亡文化，但社会事实似乎日益在提供刺激。这一问题颇为复杂。早于“四五”一代的侨居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在形式上带有流亡性质。至于“四五”一代的流亡文化，则至少已有构成的社会趋向。 
        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然仅限于知识社会学的考虑范围，即是说，如果将会有一种流亡文化，那么，它的知识类型及价值意向将是诱人的课题：它也能既从民族性的特殊生活关联域出发，又超逾民族性的偏狭，为人类对世界和人生的透视作出带有普遍性的贡献吗？ 
        至少就目前来说，社会学方面提供的材料使我不自信。不仅于此，即使是文化类型学方面的考虑也让人不感到自信。人类学家米德的研究表明，文化的素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素质。中国文化的素质至今为止令人感到有所缺憾。就此而言，由知识社会学引导的“四五”一代的内向性社会文化自我批判，恐怕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