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文革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