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元朝修撰《宋史》时，理学编撰者对赵恒表示了相当的理解，并在《真宗本纪》後附评赞曰：

“赞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屡言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杂，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後称地，应岁祭天，不知凡几。猎而手接飞鴈，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按元丞相脱脱当初率人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因而後人未能在《辽史》中见到相关或相应的记述，赵翼《廿二史札记》反而批评元修《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太少。”且辽国历代修史早有旧稿。[xvi]亦可推断上述议论也是有据而发的。这道出元儒这样一个认识：宋辽之对抗，除了战场中的武力争胜之外，尚有文化上的“分庭抗礼”。由于处境相似，所述或者更近于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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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神着绛衣”之说贯穿于宋。

如果属实，赵恒虽然心向道教，但也不愿作出极端排佛的事情来。孙奭则兼反二教，倒是儒生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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