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花费的多寡，而且有事项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三）是就某消费、事项与个人（或部分人）的收入相比较而言，指该消费与其收入不相称、甚至超过了其支付能力。

　　万历《兖州府志》记载定陶县时写到，“国初宫室尚朴，服不锦绮，器用陶瓦。成化以后，富居华丽，器用金银，陶以翠白，市井有十金之产，辄矜耀者有之”，将不思积蓄、与个人收入不相称的消费称作炫耀矜夸，但没有直接用奢侈一词。但随后记载城武县时写到，“迩来不事储蓄，宾客馈遗，流于奢侈”（注：万历《兖州府志》卷31《风俗》定陶县、城武县。）。已明确将其归于“奢侈”之列，明清时期的不少地方志即持如是观点。嘉靖《郾城县志》：“轻财纵奢，不知预防，百顷之家，无三年之蓄，一有旱荒，轻去其土”（注：嘉靖《郾城县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嘉靖《夏邑县志》：“但习渐奢靡，家鲜积藏云”（注：嘉靖《夏邑县志》卷1 《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太原府原本风尚俭朴，后来“颇习侈靡，省会男子，不务蓄积，数金之家，尽炫耀于服饰”（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01《太原府风俗考》，第10476页。）。康熙《巢县志》指出正德嘉靖间，“房舍服饰颇务华侈”，饮食“品列渐多”，“家多无盖藏矣”，至清代，“田未百亩，便耻耰)锄，家余斗筲，竞事华侈，野多袖手之夫，宴会求丰，室有颦蛾之女，服饰竞丽，风习相沿”（注：康熙《巢县志》卷7《风俗》，康熙二十年抄本。 ）。“迩年以来，婚娶论财，丧葬奢靡，室囿多穷壮丽，至有室未完而家遂空者，少年得分银尺布， 即弗计蔬馔”（注：嘉靖《翼城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清代地方志普遍对这种所谓不思积蓄、收支背离的消费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并将其视作奢靡风气的具体内容之一，“务华外而枯中，策肥曳绮者家率无担石蓄焉”（注：康熙《灵寿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康熙三十五年刊本。）。其中商人等被作为批判的典型，说他们“一切服食嫁娶丧葬诸事，虽竞尚靡侈，而亦非真为家拥厚赀者”（注：《福建通志》卷55《风俗》福州，同治十年重刊本。）。嘉庆《东台县志》记载：“各场灶贪煮盐之利，有恒业而无恒产，好逸恶劳，贸易不轻去其乡，以游荡酒食相征逐，阛阓通衢多茶坊酒肆浴湢，而城市之间，踵事增华，近有小扬州之目，縻费不下数千金……所以朝富暮贫，暗为消长，安望其有三年九年之蓄哉”（注：嘉庆《东台县志》卷15《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这里所指的奢靡，可分为与其他富庶地区或富有者攀比这两种情况。与其他地区相比，万历《江浦县志》说，“然勤俭之习，渐入靡惰，农不力耕，女不务织，习于宴起，而燕游服饰强拟京华”（注：万历《江浦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在福建，“福、兴、泉、漳四郡，用物侈靡，无论其他，即冠带衣履，间动与吴阊杭越竞胜，不知彼地之膏腴，此方之瘠薄，财力之难以与也久矣”（注：郭起元：《论闽省务本省用书》，《福建通志》卷55《风俗》福州。）。更多的是与本地的富裕者比较，崇祯《郓城县志》记载，“迩来竞尚奢靡……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注：崇祯《郓城县志》卷7《风俗》，崇祯七年刊本。）。康熙《南安县志》认为奢侈消费的始作俑者是富豪，以致贫民不顾其收入而竞相仿效，如婚礼方面“但多尚华侈，殷富之家，既喜夸耀，而善作淫巧者又逐时习，复导其流而波之，裂缯施采，雕金镂玉，工费且数倍，贫者鬻产以相从，特习俗不古，挽回为难耳”（注：康熙《南安县志》卷19《杂志之二》。）。枣强县志亦认为富者诱导，贫者渐趋奢侈，“无何富者竞骛奢华，民亦骎骎效之，至有美一日之观而竭半岁之储者，盖慕昔人文物之名，不自知其入于淫靡矣”（注：嘉庆《枣强县志》卷6《风土志》。）。 明晰这一点对深化明清奢侈观念的认识极为重要。由此可见，实际上当时“奢侈”之说即就经济方面而言也是更加针对贫穷之人、或相对落后之地，至于真正“收入”高、生活奢侈的达官贵人与富豪等似乎倒有可以原谅的余地。



　　与大量的地方志相比，一些私人文集的记载更为详细。姚世锡《前徽录》记载自己家乡的风俗变化时写到：“康熙乙卯年，先中翰公宴新太守陈公一夔，锡亲见呼杨姓庖人戒之曰：我每簋纹银四分，汝须加意丰洁，俱用可二新碗，不可苟简草率。宴太守之席不过如此。相去未及六十年，竟以可二为家常日用之器，设有用以供客者，咸嗤为村俗鄙吝，动辄用大五簋，每肴非数百文不办，一席之费，或至三四金，而恒产不及前人十之二三。衙役之侈靡僭越，更不可枚举。风俗颓坏，何时得返朴还醕)哉。”（注：姚世锡：《前徽录》（不分卷），《笔记小说大观》第9册，第343页。）龚炜在《吴俗奢靡日甚》一篇中也有如是记载：“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反，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注：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页。）明人顾起元对南京风尚奢侈颇有微词，“是以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民利》，中华书局，1987年，第67 页。）。上述内容大致局限于衣食方面。其他方面，陈宏谋说江苏“惟是相尚纷华，徒事巧饰，止顾目前，罔思日后”；嫁娶“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奁赠，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期贵重，又求精工。迎娶之彩亭镫轿，会亲之酒筵赏犒，富贵争胜，贫民效尤，揭债变产，止图一时美观，不顾八口家计”（注：陈宏谋：《风俗条约》，《清经世文编》卷68《礼政十五》，第1684页。）。就连康雍二帝亦持如是观念，康熙南巡时就指出：“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注：《清实录·清圣祖实录》卷139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雍正帝也说：“夫节俭之风，贵行于闾里，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朕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注：《清实录·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己酉。）。

　　可见在明清人“奢靡”观念的判断中，除了事项本身的合理性与其花费是否超过基本需要之外，也包括某消费与消费者当时、当地的收入是否相称这一标准。若此则可以说，即使某事项是合理的、且就该事项本身而言其消费也是适度的，但如果与自己的收入不相称也是奢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