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

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下，偏主人文知识/知识分子的格局当然难以根本改变。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代，而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与舆论引导力显然要高于技术知识分子，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风云人物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举两个事实来作为证明。
第一个事实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口号是“问题的西方已经引起极大重视。萨托利警告说：“让我们设想（这大概是虚妄的），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知识也许能够成为一门可以真正控制人类世界的社会科学。就算是这样，我们的生活观也会要求不让专家负责决定什么是幸福生活。我们不会请求社会工程师来教导我们应该希望什么和应该追求什么。”他认为，“只有当涉及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时候，专家统治才是可以接受的。”（1）这就是说，作为工具理性的科技的有效性与应用范围都是有限度的，超越了这个限度就会导致新的霸权主义，导致“侵略性”的科学，而这正是唯科学主义的危险所在。因为：“唯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及万物，大大地超越了科学的实际应用领域──它是一个侵略者。相应地，自然科学专用的理性则变成了唯一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一种格外不合情理的理性。”（2）。我想补充的是，限制了技术专家（萨托利所说的“社会科学”显然是指以技术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管理科学，与本章所说的“人文科学”不同而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在生活目的方面的垄断性发言权以后，并不意味着生活幸福等人文问题就悬而不论，或者完全听任大众自己解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虽然生活目标的选择从最终的意义上说当然是由大众自己作出；但是，集中探索这些问题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专长所在（当然这不是说他们要重新作以前意义上的“导师”）。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90年代世界发展10大趋势》中提到，由高科技（如生物工程、克隆技术、试管婴儿等）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将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目前也得到了热烈的讨论），重新唤醒人们对一般伦理原则的关注。世界各国不得不在学校里提高价值观与道德观教育的地位，美国的许多医院、监狱、公司甚至美国国会，都聘请、雇佣了哲学家来提供决策咨询。（1）这大概是西方国家对于科技偏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认识与纠正。它虽然尚不完全是中国目前的现实，但肯定其启示作用应当说不是杞人忧天。
当然，我们重提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人文知识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并不是要让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重新借助政治的或其他外在的力量再次登上中心的宝座。我们只是要让人文知识赢得自己独立的和应有的地位，并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立作用。历史已经表明，人文知识昨日的意识形态化、人文知识分子昨日的政治化，使之在获得中心地位的同时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与意识形态依附性，难以在独立而超越的立场上阐释自己领域的问题。这样，实际上它本应获得的地盘与本应建立的话语都没有能够坚守。正因如此，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今日的冷寂与昨日的显赫都是不正常的。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的人文科学一直没有真正建立，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规则与精神品格也是如此。这样，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就显得更为必要。我们看到，真正的人文价值的贫乏，已经造成转型期价值观念的严重混乱。这表明一个令人吃惊的悖论：在道德伦理讲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在党纪国法强调了半个世纪的现代中国，实际上十分缺乏真正有制约力量与震慑力量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深切而执着的精神追求。在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独霸知识界几千年的国度，却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人文传统。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更提醒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告别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昔日“辉煌”，告别以依附为代价的中心梦；而另一方面，也要让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获得自己独立而有限度的一席之地，以便与其他知识类型形成良性的互补与制衡关系。这种关系将对新的霸权主义──以某种单一知识为基础的霸权主义──产生积极的防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