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研究向度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影响和制约译者的翻译策略的文化因素可大致归为以下五个方面：(1)译者所处的时代；(2)译者与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态度、翻译一部作品的目的)与审美取向；(3)诗学(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传统)；(4)译入语文化与原语文化之间的相对地位；(5)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中，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意识形态决定译者个人和译入语社会的思想架构(conceptual grid)，并通过思想观念和世界观决定读者和译者阐释文本的基本方式。因此，意识形态决定译者所采取的基本翻译策略，并影响其对原文的改写。如果译者因既有的思想意识而对原文进行无意识的改写，或者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以便译文符合译入语文化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译者会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对汉文化经典《论语》的英译版本中。不乏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例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目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第一》
　　威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如下：
　　Tzu－hsia said，“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s 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who into serving father and motherknows to put his whoIe strength，…”(徐瑁，2010)。
　　作为汉文化经典论作，例1中“贤贤易色”指的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对妻子而言，重要 的是品德，而非容颜，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丑妻家中宝”一说(同上)。威利将“贤贤易色”译为“A man who treats his betteras betters。wears an air of respect”，采用了英语固有的语言表达来传达汉语经典词语“贤贤易色”的含义。根据《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one’s betters(主旧或幽默)指的是“上司们，比自己能力强的人”。显然威利没有读懂和领会原作的文化的内涵，而此处所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明显是受到了译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如果译者为刻意展示“他者”(others)文化中某些思想价值，而故意对原文进行改写。译者多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
　　例2：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第四》)
　　威译如下：
　　Of the adage“Only a Good man knows how to like people, knows how to dislike them,” the Master said, “He whoseheart is in the smallest degree set upon Goodness will dislikeno more.”
　　雷蒙·道森对“仁”的英译为“humaneness”。
　　威利将“仁”译为“Good”或“Goodness”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观念“善的理念”(the Form of the Good)不无关系，因为希腊哲学思想是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诠释中国儒家思想的基本立场(徐珺，2010)。威利对“仁”的英译是其异化翻译策略的又一具体表征。孔子乃以仁为其理论之基。作为《论语》的关键词，“仁”并非简单地指做个好人，亦隐含着为人之道(同上)。雷蒙·道森保守地将“仁”翻译为“humaneness”，而没有做太多的创新，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义，是一个成功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案例。
　　除了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归化”与“异化”，目前翻译界逐渐出现了另一个较新的理论范式——“本地化”。本地化指为了使产品适应新的文化、市场、环境而作的准备(或专门制作、改写)过程。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地化也将可能成为与“归化”、“异化”并行的另一种可行的翻译策略。
　　
　　4、结语
　　
　　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得以从纯语言层面走向探讨文化层面的相互影响上。文化研究逐步开始并将继续占据着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翻译问题并不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唯一途径：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理论研究多元视角之一。我们如果能正确看待翻译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以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从历时和共识的角度把握影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一定能为更深入地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并建立系统的、全面的翻译理论研究体系，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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