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工作的专门化，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这就是物化的第四个事实。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社会结构本身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这种物化不仅表现在各门学科中，也表现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即从经济结构到政治法律结构和思想观念领域，都受到了物化意识的影响，造成了整体性图景的消失，而且无法真正地提出为什么整体性图景消失了的问题。

　　物化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就表现为自在之物的二律背反。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哲学上便是自在之物的问题。是自在之物的非理性和不可抗拒性，表现为人们难以把握总体性及理论与实践的分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和数的筹划被广泛的运用，甚至人也被当成了计算的对象。

　　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统治也越来越精致化，隐蔽性也越来越强，对“心灵领域”、“道德领域”的物化侵蚀也越来越强，心理和人格的分离致使无产阶级“面临着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极其空洞和腐朽的形式的危险。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所不能理解的真理，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他的立场……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l(不可否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层面上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与深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对工具理性内在矛盾(获得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却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的揭示，体现了当时社会现状和学术现状，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西方工业文明的生产力成就伴随的是人类主体性的深度消解。物质与精神的严重失衡，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伴随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日益空虚，同时，在资本的拜物逻辑中，人自觉不自觉地沦为工具理性的奴仆，陷入了福柯所阐释的权力惩戒的现实机制，人可悲地逃避着弗洛姆所界说的自由。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与阿多诺，我们听到的几乎是同一种声音：逃离工具理性!这恰恰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积极的回应，因为，数或技术筹划的单维度性指向的必然是人性的分裂，它必然导致人们对自身存在的历史性误读：在所谓理性的促逼下，人性的丰富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与扭曲，人们在拥有文化碎片的同时却在整体上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后现代的文化批判

　　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所渲染的大众文化的力量日益增长，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不断侵袭。在后现代性的缺憾中所体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致使生活在碎片中的人们，开始撕破已有的道德幕纱，重新思考道德选择与道德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从以往主要针对外在革命的“批判理论”，延伸到对社会进行“内在的”批判，异化批判也进入新的阶段，即对消费社会现有的文化模式的批判。

　　波德里亚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逻辑向度，将大众传媒视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的延伸工具，这将直接导致社会否定性力量的丧失，个人精神生活的匮乏与愚钝。他指出，被消费的东西，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或符号)本身。消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人与物的关系，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是一种意义的消费。而主导消费行为的力量却是大众传媒所渲染的文化，人本身丧失了主动性，被抽掉了本真意义，也变成了消费品。与传统的异化方式不同，大众正陷入了卢卡奇所担心的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统治之中：大众传媒主导着大众心理，通过一系列宣传手段让大众披上了自主性的外衣(选秀节目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引导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和生活方式，占有大众的闲暇时间，侵入私人空间。并通过制定一系列逻辑范畴和游戏规则，来维护现有的消费社会。

　　心理学中有一个有趣的名词叫“强化”，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所获得的自由正是“强化”后的自由，我们不再有安全感，沦为生活的观光者和流浪者，一切都变得难以预测，人类关系由于失去了信任感、亲密性和感情而迅速解体。鲍曼指出，现代大众困境的最终解决方案并不存在，选择一一自由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在令人神往的自由和主体性意义丧失之间，深受折磨的大众，既想充分享受自主选择的自由，又害怕被“强化”所支配。然而，吃掉蛋糕之后还想继续拥有它是不可能的。批判的批判只能作为手段，却不是目的本身。后现代的西方学者们，深刻地展开了“异化“的后现代文化批判，希冀打破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的藩篱，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后现代性既是道德个人的毁灭，又是他新生的契机。”列斐伏尔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全球化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问题。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借助着大众传媒的力量在全球织起了一张大网。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该好好地思考如何应对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