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20世纪30—50年代，尽管曼海姆和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主张把社会学看作是分析科学的手段，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根本缺陷，即把科学知识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可以说，这既是传统知识社会学长期悬置的难点，又是主流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盲点。事实上，不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社会学它们实际上都委身于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们在认识论和社会学之间划了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因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它们都不足以取代实证哲学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而引导科学认识的社会学转向。

    不过，当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悬置点和盲点被揭露之后，如何消解认识论与社会学之间的传统界限就成为社会学者70年代的主要工作。后续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在社会学领域内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中，包括英国在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就是沿着库恩等人所开创的反本质主义的进路而兴起的。实际上，随着SSK的兴起，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在经历了巧年左右的繁荣发展之后，其主导地位即被这种新纲领所取代，科学的社会研究进而也就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人称“社会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景化和地方化策略。

    四、解构:“强纲领”的批判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出现及其壮大其实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所作出的敏锐反应。因此我们看到，尽管SSK融合了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两股社会学的历史潮流，但从一开始SSK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实践就不同于它们。它不仅始于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甚至还直接指向了传统社会学的双重“黑箱”，即保护和豁免科学知识不受社会学的检讨。于是，作为一贴激进的处方“强纲领”出现了。事实上，对传统“标准”科学观的彻底解构也正是从这一纲领开始的。

    “强纲领”反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将科学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的做法，转而要求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动因。因而SSK的理论和方法通常也被称为“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vism ) ,“这一思想在现代科学论中的应用，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科学家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文化的当下互动。”我们看到，SSK的理论纲领其实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的社会学求解，把科学社会学的情境化考察与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即是把社会历史的方法应用到被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的“认识内容”中，从而对这些内容给出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细致考察;另一方面拒斥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赋予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真理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概念，进而解构传统的“标准”知识观，坚持主张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

    由此不难发现，SSK的这种“社会研究的转向”实际上就抛弃了知识内容与研究活动方式之间的二元关系的分离，并为科学社会学家向盛行的“标准”科学观宣战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断言科学知识的内容完全可以被社会学所研究，而且科学知识实际上也应该像其他知识一样接受“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这不仅给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注人了新鲜血液，而且也消解了认识论与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SSK实际上走完了默顿科学社会学没有走完的路，彻底实现了科学的“社会研究”。

    五、结语:新的“不对称”

    当SSK以“强纲领”展开了与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战斗，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胜利之时，人们开始反思SSK那些对科学内容作出解释的社会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强纲领”消除了旧的不对称关系，但“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其实依然包含着一种实质上的不对称，因为社会建构论者在得出一个社会建构的普遍结论时，实际上就己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社会”的前提。

    事实上，自“强纲领”提出以来，它始终面临着一种尴尬，即它无法向人们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退一步说，即便能证明这一点，“强纲领”也无法克服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即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既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的随机条件下的产物。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相对主义的最大麻烦就出在“强纲领”的“反身性”问题上，即他们是否是用一种社会的实在论取代了自然的实在论，用一种独断取代了另一种独断呢?我们知道，说科学知识完全不受社会、人为因素的影响，与说科学知识完全是社会地建构而成的，这两者同样都是极端的。这就是说“强纲领”其实在批判“自然”实在论的同时，一不小心使自己滑到了“社会”实在论的另一极端上去了。可见，“强纲领”实际上并未“对称”地对待社会和自然，它是用表面上的“对称”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对称”，或者说它实际上又导致了新的不对称。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强纲领”受到了强烈批评，拉图尔就曾表明:“这就是死胡同，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下的陷阱，我们应该从中摆脱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80年代以后的发展来看，“强纲领”不仅招致了哲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甚至是科学界的强烈批判，而且就连SSK内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感到不安。

    针对“强纲领”内在的理论矛盾—是否应该把“反身性”研究用于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本身这个问题，SSK后续者S.沃尔伽(Steve  Woolgar)和M.阿什莫(Malcolm Ashmore)给出了“反思性方案” ( reflexive project，又译“反身性方案”)，他们认为如果不将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的工具应用于其自身，那么科学的社会研究就不会有任何进展。这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研究者必须对他们研究科学的权利和有效性进行反思，至少要求他们应该公正地看待自然科学家们的立场，不能在着手批判时把从技术专家那里夺取的特权免费地赠送给自己，并使自身拥有免于批判的特权。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对于“强纲领”而言无疑都是颠覆性的。不过，“反身性”研究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解构向度和建构向度并存。对SSK自身的文本和话语反身性的检讨，构成了SSK阵营内部的一种持续而有益的批评力量。这就有助于促使SSK的经验研究道路得到进一步地完善。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观的理论图谱也因此而逐渐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许多与SSK的主题有所重叠但关系不甚明了的进路纷纷出现。这里既有默顿的正统传人科尔的“实在论的建构论”、劳斯(J. Rouse)的“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也有哈丁(S. Handing)的“地方性知识”，更有在科学大战中出现的种种观点。这些新进路之间分歧颇多，论争激烈，使得科学观的这副图谱日显复杂。不过，透过这些复杂的炜幕，我们仿佛可以欣喜地看到一条主线，那就是“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态度逐渐深人人心:科学是一种介人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世界的表象;科学实践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社会文化实践勾连在一起，构成一幅开放、动态的图景;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并不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科学正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知识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就是说，正是在对SSK的反思和批判中，人们发现了新的“范式”而使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使得科学观的理论图谱不断地在开放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