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消遣文化

　　行为文化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消遣文化。老舍小说中很能表现行为文化的就是北平人的清闲消遣——“玩”的行为。经济只要稍宽裕点就不会忘记喝茶、听曲、闲聊等等，似乎他们永远不急，总是那么悠闲自在。这些在《正红旗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北平人养鸟、养蝈蝈，小孩玩的游戏到最后成了大老爷们享受生活的玩物。书中，大姐的公公“无论冬夏，他总是提着四个鸟笼，里面是两只红颏、两只蓝靛颏儿”．“在他怀里，至少藏着三个蝈蝈葫芦”，“他每天一清早就去溜鸟儿，至少要走五六里路”；“大姐丈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与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这一程子，它玩腻了鹞子与胡伯喇，改为养鸽子”。沉溺于这些无聊的“玩”当中，他们最终蜕变为不谙世事浑浑噩噩的多余人，几十岁的长辈“在我天真的眼中，他不是来探亲家．而是和我来玩耍的，他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姐姐的公公“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更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笼子还未放下，他先问有猫没有。变法虽是大事，猫若扑伤了蓝靛颏儿，事情可也不小。”“每天要玩耍．玩得细致、考究、入迷。”语句中用的“艺术性”及语气很明显地传达了作者的批判倾向。

　　再看看另一个典型的嗜好——喝茶听戏。《正红旗下》里，“他且姐的公公)还会唱呢!有的王爷会唱须生，有的贝勒会唱《金钱豹》，有的满族官员由票友而变为京剧名演员……戏曲和曲艺成了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去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四世同堂》中，即便亡了国也不妨碍人们学戏、吊嗓子，更不妨碍大赤包、瑞丰、兰东阳这伙人热心地参加日本人举办的游艺活动。他们沉溺于这些而不能自拔，跳不出这个蜜罐，看不清外面的世界，沉于其中忘记了自谴也忘记了自励。到最后日本人攻进城来的时候，他们只能坐以待毙，或四处逃窜。

　　4　心态文化

　　北平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在的观念心态文化。看遍老舍的小说，你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男女老幼的普遍心理是“想当官”．个个都是官迷。观念的狭隘顽固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离婚》中北京人对儿子的希望是有“一官半职”。《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直到临死前还要立下让儿子随身携带外祖父做官时的“图章，小印”的遗嘱。还嘱咐“要读书，做个一官半职，我在地下喜欢”。《四世同堂》中的祁瑞丰当了汉奸科长，原本是一种耻辱，但祁家“老人与天佑太太可是都很喜欢”，“天佑太太就更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官儿子’是她生养的”。作者写官迷心窍的冠晓荷，笔法更绝。日本人设了“里长”，只不过是替日本人跑腿的。“还没等李四爷表示出谦让，冠晓荷已经告诉了白巡长，里长必须由他充任。他已等了两年多，还没等上一官半职，现在不能再把作里长的机会放过去。虽然里长不是官，但是有个‘长’字在头上，多少也过点瘾。……冠晓荷可是急于摆起里长的架子。他首先去印了一盒名片，除了一大串的‘前任’的官衔之外，也印上了北平小羊圈里正里长。……他赶快地做了一面楠木本色的牌子，上刻‘里长办事处’．涂上深蓝的油漆，挂在门外。”

　　一种心态观念的出现总有它产生的根基。“官”意识的产生来源于它背后隐藏的人心理上的满足。《四世同堂》中。招弟当了日本人的特务，冠晓荷点化给人，人们产生的畏惧诚服的心理让他感到无比荣尚尊贵。当官确实太具诱惑力，虽然自己虚弱但可以借助权势来弥补。除此，当官的另一魅力是可以不劳而获，大把榨取钱财。从《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到《四世同堂》中的妓女所长大赤包，无一不如此，想尽办法搜刮钱财。

　　作者对北平市民心理特征的揭示，有时采用很含蓄的手法来表现作者的思想倾向。如上文中谈到的写牛老太太、冠晓荷浓烈的官意识，简直就是漫画式的笔法。有时作者又用议论的方式直接批判传统文化，如《四世同堂》总结说：“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思想、家庭制度、教育方法，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这些病。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会使历史无声无色的、平凡的．像一条老牛似的往前慢慢地蹭：我们的历史上没有多少照耀全世界的发明与贡献。及至国家遇到危难，这些病就像三期梅毒似的，一下子溃烂到底。”

　　在老舍小说所反映的文化中．无论是物态性的、规范性的、行为性的，还是心态性的，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作家对北平传统文化的批判倾向。当然，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独特的笔法．是用温和的手法进行批判，而没有进行判官式的评判。作者对此只是哀痛而不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