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对作品内容把关(编辑学功能的体现)，可分为不同层面。通过对各学科认识结构的解剖，不断提出推动学科发展的论题和学术审查，是第一个层面；对各学科说明模式的认知、把握和运用，即体现为对作品论证方法的编辑把握，是第二个层面；钱文霖等开创的从“形式到内容”的认识途径，即从作品表述范式的规律把握内容疏误，是第三个层面；各种编辑规范的研制和运用，如科技书刊标准化等，则是第四个层面。

　　科学认识领域存在结构主义，而文艺认识领域是否也存在呢?作为“与文学有关的全部学术研究和鉴赏活动”的“文学批评”，不是文学本身的派生形式，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整个文化的“基础部分”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弗莱着重研究西方整个文学的结构形式，试探性地设计出“一种特殊的概念框架来论述文学”，写出一部划时代的被欧美学术界公认的“当代经典著作”，此书也是西方最早的一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著作。弗莱之前的弗·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开创的结构形态分析方法，成为2O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精神源头，而当代的叙事文本理论也深受其影响(《故事形态学》中译本代序，谢尔盖·尤里雅奇·涅赫留多夫)。20世纪6o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符号学，是与结构主义运动分不开的。这些成就表明，文艺认识的发展也是趋向结构主义的。文艺编辑要真能与作者对话、进行“文艺”把关，依然离不开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因此，科学认识领域编辑学的各功能均会在文艺认识领域编辑学中再现。

　　作为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成就科学的诞生，与之前人类的文艺经验不可割裂。从人类认识演化过程来看，“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之中也永远存在，只是构成科学思维的低一级水平，个别主体的认识结构要达到“认识论上主体”的水平，要经过不断的“除中心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在有限生命个体的人的身上，文艺认识和科学认识也必然共存。非文学散文修辞的可能、科学修辞学的现存性以及以隐喻为代表的非字面语言广泛存在于科学话语中，即是这种状态的证明。因此，面向科技和文艺的编辑学不存在“鸿沟”而是交融的，这是因为它们均归于人的本性(符号活动)所致。

　　二、编辑理论建设

　　已经有50多年发展史的符号学研究领域，主要研究对象是“意义问题”，其相当丰富的成果应当对编辑学特别是人文领域编辑学的建设有重要借鉴价值。陈力丹在新近出版的《新闻叙事学》的序中说，此书作者运用符号原理研究具体的新闻文本，“将符号学的一种分析方法(话语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结合，为深化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论”，“达到了对新闻本身进行深刻地分析”。一位新闻编辑只有对新闻本身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成为一位优秀编辑，此书研究路径及其本身应当对编辑学至少对新闻编辑学的建设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符号学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元知识和新的方法论”(陈力丹语)，而且有人直接提出话语分析为传播研究的新路径，可见新近传播学界对符号理论的重视。国内编辑学界以媒介形式分类进行的研究，如书籍编辑学、期刊编辑学、报纸编辑学等虽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没能将编辑活动的符号本质充分挖掘出来，要取得更大的成果其困难无形加大，非但普通编辑学的建立是“遥远”之事，就是编辑有学与否的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虽然编辑学界有人提出了“编辑学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但是现实情况可能是传播学界因对符号原理的积极运用而走在了编辑界的前面，将他们的研究拓展到了编辑领域，已知文献【14—15】就是例证。

　　编辑界未能有意识地吸收利用已有科学认识成果，即缺少对已有认识结构的“同化作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建立新认识结构的征途上处于“相对消沉期”是可以理解的。在科学认识方面对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学成果，文艺认识方面对各种文艺理论成果特别是包含话语分析在内的符号学理论等的自觉吸收，对推动编辑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国内将编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情形可能是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哲学、符号学理论等方面的成就较高，对编辑理论独立性的需求紧迫性相对较弱，而国内尤其是编辑人员在这些方面普遍较薄弱，在诉求自身学术地位的背景下，“建设独立编辑学”自然是“应运而生”。如果能够广纳已有的人类知识成果，激发国内编辑学界独有的构建独立编辑学科的激情，将使得在中国诞生普通编辑学的可能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