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族群文化，并没有中华民族那样悠久。西方人类学家们常常乐道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复杂，但却很少有人谈起过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文化同样是由以下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被称为“精英文化”的上层文化；一个是源远流长（可直接上溯至原始文化）、受众极广的民间文化。只是后者长期得不到上层文化和统治者阶级的重视，所以尽管已有亿万民众作为这种文化的创造者和数目庞大的受众，但却一直像“离离原上草”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状态。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一批文化战士的大声疾呼下，民间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他们的最终意图无非是要把这两种文化整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成为亿万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当然也包括来自他们本身的原因），这个整合并没有进行到底而中途夭折。

　　长期以来，不论什么流派的文化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文化，即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观念和准则。文化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最根本的因素，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有许许多多事件（如异民族入侵）都可以改变文化的发展方向，但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嬗变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来自文化本身，而不是其他外因。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或用政治改变文化，尽管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但说到底文化最终还会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原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文化是秩序，文化是规则，文化是润滑剂，文化是一个民族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粘合剂。一个民族失去了某些东西可能还不会瓦解，但是如果失去了凝聚社会的文化，必然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一点“文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上个世纪的“文革”中，人们毁庙宇、停庙会，就连年画、民间故事也被当成封资修的黑货。结果怎样呢？随着传统文化的陷落，传统道德也随之土崩瓦解，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这就是不尊重传统的结果，这就是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决裂的结果。“文革”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思想的解放以及政治环境的宽松，传统不但重回民间，而且在整合社会关系、建立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传统文化在结束文革混乱局面及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而这一点是许多人所没有看到的。

　　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它们身上，不可能不留有旧时代的遗痕。任何一种历史文化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对于存在于它们身上的种种由于历史造成的缺陷，我们应当给予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历史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我们今天所要进行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所要保护的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为精华的部分，但事实上即或在这些优秀文化遗产身上，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糟粕。但只要其优点大于缺点，长处大于短处，我们就应该将其保护起来。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国策的今天，现实已经向我们提出许多新问题：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必须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深化理论研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理论体系。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我们理应创建起属于自己的成熟的文化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既不是继续崇尚在阶级斗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将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继续坚持“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理念，也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只会盲目地把外国文化理论及其框架原封不动地照搬进来奉为经典而不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