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字 本位 汉语
　　
　　论文摘要：徐通锵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字”本位理论，认为“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此理论对汉语研究、计算语言学研究和对外汉语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梁代刘勰言：“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字”一直是汉语的基本单位。直至清代，《马氏文通》依然以“字”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章锡琛在为《马氏文通校注》(1954年 中华书局出版)作注释时说道：“本书分别词性，皆以‘字’为本位。”虽然《马氏文通》的“字”，事实上是以词为本位，但马建忠的观点在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的同时，仍然承袭了古代语言学的一贯传统。因此，《马氏文通》可以看作是汉语语法研究由传统“字本位”思想向西方“词本位”思想的一种过渡。随后，现代汉语研究都以“词本位”为主导，认为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词。
　　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丁声树、吕叔湘、朱德熙等人引进了新的语法单位，如词素、语素、短语等语法单位，并进入研究视野。20世纪70年代，朱德熙提出了“词组本位”，黎锦熙提出了“句本位”。对于词组或短语是否能看作一个语法单位，目前仍有争论。到90年代末，徐通锵先生在《语言论》(1997年)中正式提出了“字本位”的观点，这一理论在重新回到传统汉语语言学观点的同时，又有许多创新。
　　
　　一、字本位理论的核心概要
　　
　　汉语语言学一直受到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但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大都是建立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我们在研究汉语时习惯用印欧语的思维、眼光和分析方法来看待汉语。印欧语是以词为本位，然而汉语与印欧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系，汉语有其独特的特点，如果依然沿袭西方语言学的思路，在现今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及其应用时，就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吕叔湘先生后来曾对汉语中的“词本位”产生过怀疑，他在《语文常谈》中认为，对于印欧语来说，词为基本语法单位是非常明显的，“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字群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1]接着，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75年指出：“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字’这个名称将和word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角色相当。也就是说，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2]这一观点和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的理论相契合。徐先生认为：“字不同于词，汉语是不计词的，字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3]
　　徐通锵先生给“字”下的定义是：“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理据性”是指音义的结合是有理据的，不是任意的。印欧语中的基本语法单位word在汉语中，并没有可以与之相对应的语法单位，因此，“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本位”理论是一种基于汉语本身的语言观和语法理论系统。徐先生强调，字本位中的“字”，与单位语素又是不相等同的。印欧语结构特点非常明显，属于语法型语言。而汉语中这一特征就相对较弱，但是语义的特征却很突出，属于语义型语言。索绪尔在定义语素时认为，语素即相当于传统语法中的词素和根词。而汉语是孤立语，“字”在汉语中，作为一种音义结合体，强调的中心是语义。而语素在印欧语中，强调的中心是一种最小的结构上的单位。而从语言的编码机制来说，字相当于印欧语的词，而不是语素。汉语是单音节语，音节是自足的编码单位，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印欧语是多音节语，音节不是自足的编码单位。字和语素从表面看都是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而实质上，语素既不是音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也没有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所必须具备的几个特征。因此，字和语素是不同体系里的两种不同语言现象，无法作直接的类比。而字本位中的“字”显然不能看作是语素。
　　既然汉语属于语义型语言，其在句法生成机制上就采用语义语法，以意合来造句，没有语言的形态变化。汉语的语法结构框架是“话题－说明”，印欧语系语言的语法结构框架是“主语－谓语”。汉语的这一语法结构框架是句法语义结构，直接体现语义。而印欧语言的语法结构层次就浅于汉语语法结构框架，其深层结构还隐含在表层结构之下。徐通锵先生认为，印欧语的这个框架，是以“句”为本位，以词为基本语法结构单位的。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而且也只能允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相互之间由一致关系联系着。句法结构就是通过这种“1个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1×1”的结构关联而层层控制着句子以下的各层结构规则。主语、谓语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三者构成了一种封闭性的句法结构，尽管词可以发生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但它必须接受此三者的制约，因而没有脱离句法规则的控制。[4]
　　因此，这一语法体系的结构单位主要是句子和词两级。而汉语则不同，“话题－说明”这种语法结构与印欧语要求的一致性没有关系，它是一种开放性的语法框架结构，话题之下，句子可以一个接一个地产生。也就是说，汉语中，话题是肯定的，而主语却是无定的。话题与说明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不像主语与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紧密联系着，所以一些不合法的句子，在汉语中却是合法的。如赵元任曾举例：“你(的鞋)也破了。”“我(的铅笔)比你(的)尖。”这种在印欧语中是不合法的无主语句，之所以能够在汉语交际中通行，是因为语境的提示和补充。也就是说在汉语中，是话题、说明和语境三者构成一个开放式的句法结构。其格局框架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意义单位)”，即一个以“1”为基础的“1×1=1”的结构层级体系。[5]在这其中， “字”就是明确的最小语法结构单位。
　　西方语言学认为，句子的层级语法结构是：语素—词—词组一句子—句群。徐氏的字本位理论认为，汉语的语法结构层次是：字—字组—字块—形句—意句。而“字组”又称为“辞”，以方便和英语中word（词）相区别，而形句则相当于古代传统上的“读(dou)”。所以，这一层次又可以写作：字—词—块—读—句，五个层级。这一层次表述，也体现了刘勰汉语“因字而生句”的观点。徐通锵先生阐述这种分法时认为，字在最基础一层，表达概念的字形成字组，实现最初的语法化。此为“因字而生句”的台阶一。接着，不同的概念，即不同的字组，由特定的标记联系起来，形成字块。而到字块这一层，才是造句的一个结构单位。此为台阶二。而“读”则由特定的语气词表现出来，最终形成句子。此为台阶三。字在每一个台阶中的语法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徐通锵将这一过程称为“三阶说”：初阶、次阶、末阶。印欧语中，词有明显的形态变化，以此来表示语法关系，而汉语作为孤立语，其基本语法单位“字”，不体现任何语法关系。所以汉语句子中的语法关系就是由字组和字块来体现。
　　
　　二、字本位理论的应用
　　
　　(一)在计算语言学中的应用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计算语言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就是机器翻译。机器翻译的开创者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副总裁韦弗(W.WEAVER)，曾在1949年发表了一份名为《翻译》的备忘录，正式提出了机器翻译的问题。他在备忘录中认为“翻译类似于解读密码”。受到韦弗这种认识的影响，同时也由于计算机和语言处理知识的条件限制，当时的机器翻译采用的主要是“词对词”的策略，而翻译效果非常不理想。目前，机器翻译进入了繁荣期，但是依然困难重重。1966年美国ALPAC报告指出的机器翻译遇到过的“语义障碍”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机器翻译技术还是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而对于中国的计算语言学来说，这样的困难就显得更大。汉语属于语义型的语言，其意义的理解对语境、篇章的依赖性很强。而汉语语言学对“字”与“词”两者的定义不明，使得汉语在处理上出现了一个西方不存在的难点，就是自动分词的问题。
　　西方的文字基本属于字母文字，词与词之间有明显的间隔，如“a word”，就是两个词。因此要识别出词来并不困难。但是汉语并非如此。汉语在实际书写时，是以字作为基础单位。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看，汉语在计算机信息输入过程中，也是以字输入为基点，即是以“字”为中转过渡的。但是汉语中字与字之间有明显的间隔，而词与词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间隔。而且一个字与一个词之间并不对应。一个字有时可以是一个字，有时也可以是一个词。这就给计算机处理汉语进行自动分词时，带来很大的障碍。例如：歧义切分问题无法回避，且数量巨大，新词不断出现，增长速度不断提高，外来借用词不能也无法全部纳入词典中等。而“字本位”的理论思想，则给现实操作带来便利。
　　徐氏的字本位理论认为，汉语中的大多数字，既可以单用，也可以与其它字组合获得编码能力。一个字能否与其它字组合，能与多少字组合，其数量代表了此字的生成能力。以这个字作为参考的基准点，来考察此字和其它字组合的生成能力，那么此字便被称为“核心字”。以核心字为基础，即可进行语汇研究。而字的特点是语义核心，单个字的语义抽象并且概括，这给字与字组合形成具体形象的意义，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字义与字义构成词义，词义与词义构成句义，即字义才是最基本的单位。“从抽象、宽泛、模糊的字义到具体的句义是通过字义的组合实现的。单字的抽象、宽泛、模糊的意义犹如一个独特的语义场，浮现着很多语义因子，借助于这些因子的触角去勾联其他语义场的语义因子，相互组合，使若隐若现的语义因子具体化为语义特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