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只是罗列了来自各方的十个观点。这种做法显得非常客观。但是读者的信息来源只是这些观点本身吗？不尽然。这十个凭证语标记本身就有值得玩味处。反方五个观点的来源是国内四大博客网和《中国青年报》。刚才已经分析了，这五个观点反对的强烈程度不一样，《中国青年报》是最含蓄的。博客没有进入门槛，几乎是全民写作的代名词，所以几乎可以作为民间声音的代表。这个凭证语标记告诉读者在内容上读不到的信息：民间排日情绪强烈，青年倾向诉诸情感。再看正方五个观点的来源：《星岛日报》、凤凰卫视、《联合早报》、《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这都是华语圈内的知名媒体，其责任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有机会和官方高层接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媒体总部分别位于新加坡、香港、北京和上海，都是比较开放的大城市。这暗示了距离带给人以客观性。其实时间意义上的距离同样带给人理性。也许随着最后一批战争受害人的离去，历史才可以真正归入历史。所以，虽然安排了五比五的正反意见对比，读者还是通过凭证语标记读出了《南方周末》隐含的倾向：中日最终都要为了共同利益走到一起。共同利益是永恒的驱动力。可是这个倾向通过凭证语包装得如此之好，以致读者稍不留神就会相信这本来就是自己应该得出的判断。
　　再看一下正反观点中内嵌的凭证语（embedded eveidentiality）。背景中已介绍本次辩论是由葛红兵的文章直接引起的。所以，不奇怪频见“葛红兵说”“葛红兵所谓的”“葛红兵所言”等五处标记语，或为直接引语，或为间接引语。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正反方面反对葛红兵一文是唯一确定的，可是引用的内容却各有差异，或成为正面依据，或成为反面依据。后来葛红兵本人称很多人“断章取义”，误解了他。这里，凭证语被操纵，用以包装文本生产者本人观点的痕迹就非常明显了。
　　另外，“点评者说”短短几句点评中也有三处凭证语：“胡锦涛说”“一边（指反方）认为”“另一边则立论于”， 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印象。《南方周末》是有自己态度的（如上文分析），但是它更清楚，媒体更大的目标应该是营造一个多元民主的平台，推动国民思考。
　　 　　第三步，观察文本中的话语或语用标记语。
　　话语标记语的主要作用是形成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一般说来，语篇层面上调整不大涉及意义生成。但是通过恰当的衔接连贯，却能产生形式上理性逻辑的印象，这种印象会转移到内容中，使读者更加信服。但就我们这个文本而言，语篇布局上没有特别引人之处。
　　最后看一下语境化提示。
　　书面文本韵律标记自然看不出来，也无语码转换等手法。但反馈信道资源很丰富。上文分析的凭证语例子都可看作信道反馈，回应文本外的信息，把当下这个文本置于更大一个语境中，也就是语境化了。
　　现在归纳总结一下，在这个文本中，有两种元语用意识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
　　一个是凭证语标记。文本生产者完全可以自己不发言，而通过“客观“引用消息并表明来源的方式来包装自己的观点。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元语用意识操纵非常普遍。例如，在官方重大事件发言中，通常会指明某某发言人、某某官员说。由于所在职位赋予的权威身份，这个被引出来的说话人的观点在听话人那里基本上等同于这个官方机构或报道媒体的观点。人们几乎忽视了凭证语标记的存在。但一旦发言出现漏洞乃至极端不妥，结果往往是这个发言人或官员引咎辞职。这时凭证语标记会被提出来，为官方机构和媒体转移责任制造缓冲。另外，凭证语标记同时也是语境化线索，把文本和外界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是指示现象。不同观点的冲撞在现代社会是普遍现象，可是没有结果的辩论也是普遍现象。不明确的指示往往会造成各方辩论点分散，没有进行有效交锋。人称指示也可用于为理性辩论制造距离。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分析是尝试性的。对于不同的文本，元语用意识表现的形式是不同的。完全可以结合不同文体展开研究，一定会发现更有趣的问题。
　　
　　三、结语
　　
　　元语用可作为用于社会文化文本分析批评的分析工具。结合时政文本，本文分析了文本中的元语用意识及其产生的意义。在这一文本中，凭证语、指示语发挥作用比较显著。本文不足之处是，对元语用意识的哲学思考尚浅陋；另外因无现成模式沿用，案例分析尚不系统，限于篇幅无法涉及多种文本。
　　
　　参考文献:
　　[1]维索尔伦.语用学诠释[M].钱冠连 霍永寿（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