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当时西方文化的特点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政治上，资产阶级进一步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同时开始大规模殖民扩张，逐步树立西方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经济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带来科技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规模超过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变得尖锐。
　　同时，西方思想文化开始经历重大转变：如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广泛深入地影响了西方的历史、社会、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在自然科学领域达尔文的物种论，进化论动摇了宗教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在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运动对文学创作、音乐、美术、雕塑、建筑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中西文化接触的特征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进入，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潮流又再度兴起。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碰撞，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其背景、方式、深度、广度与以前各时期的文化交流相比都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1.是在西方列强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进行的；2.中国近代处于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3.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
　　
　　三、文化与翻译的重大事件
　　
　　1. 基督教与《圣经》的翻译
　　十八世纪末，随着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继《马殊曼译本》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十九世纪中叶，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委办译本》面世。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十九世纪中叶，传教士不遗余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当代有名的汉学家：包约翰等以《麦都思、施敦力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施约瑟依照《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体裁翻译的《旧约译本》、英国圣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和施约瑟的《旧约译本》合印的《新旧约全书》、杨格非将其浅文理新约以白话文重写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萧静山的《新经全集》等，以及一直沿用至今天的《官话和合本》（后称《国语和合本》，现简称《和合本》）。《官话和合本》可说是中译圣经的一个重要里程，为圣经翻译掀开新的一页。
　　
　　2. 理雅各与中国典籍的翻译
　　理雅各（1815-1897），早年毕业于英国亚伯丁大学，精通拉丁文，后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学习中文，1836年作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来到澳门，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书院迁至香港。与德庇时和翟里思，并称为英国汉学的三大星座；又和法国的顾赛芬、德国的卫礼贤并尊为汉籍欧译三大师。后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汉学家，译过《四书》、《礼记》、《书经》、《孝经》、《诗经》、《易经》、《老子》、《庄子》、《离骚》、《佛国记》等等。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思想，著有，《中国人的神鬼观念》（1852），《孔子的生平与学说》（1867），《孟子的生平与学说》（1875），《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述评及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第一次全部译出了《诗经》。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开始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痛苦的屈辱中通过反思逐渐觉醒，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军事腐败；洋人船坚炮利。于是魏源在林则徐"师敌长技以致敌"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致夷"的策略，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所谓学习西方，其主要内容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也就是自然科学，当时称为格致，即声光电化等。此期的译书有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天文学、重学、化学、光学、医学等。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的163种著作中，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