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先生的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文物之“文”与“物”，也就是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一件文化遗产就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作为物而存在的，是一个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个意义才是它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我们研究它，便是与它对话、交流，理解其物质形式所表达的思想、文化、观念等等。物质形式是理解文本意义不可缺少的中介，但不是真正的或本质的理解对象。只停留在文本的“物质”层面，而忽略了文本的“精神”层面的理解，实质上是理解本质的失落。理解文化遗产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涉入，而应该是今人与古人的一个对话过程，这个对话过程的中介是以物质实体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如果能以这样的视角看待文化遗产，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才是全面的、积极的；如果能以这样的视角对待文化遗产，对它的保护和利用才是合理的、科学的。
　　
　　三、 物质性与精神性：认识与实践
　　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物品或商品，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载体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与人类的文化情感、群体认同具有密切的联系。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生来就是文化遗产，而是作为普通的物品被生产出来的，由于不可避免地负载了大量的时代文化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成为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遗产的物质性是与生俱来的，精神性则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加的。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其物质性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甚至会变得非常脆弱，亟待保护，如果不加以保护，物质形态一旦消失，将会使其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消失殆尽，这对后人造成的损失是极其巨大而且永远无法弥补的。正因为如此，文化遗产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保护的任务更加迫在眉睫。
　　在我国，从唐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千多年间，“文物”一词基本上等同于“古物”、“古玩”、“古董”或“骨董”，那时，人们更重视的是物的层面，主要看重的是其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一词，人们开始在文化的层面上认识文物，探讨其在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文物开始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文化遗产”一词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较“文物”而言，“文化遗产”是一种更为规范、更为科学、更为准确的说法，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意义也更加普遍、更加深刻。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变也反映出人们对文化遗产精神性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全世界的普遍重视是近些年的事，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2003年10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获得通过，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使得这一概念深入人心。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的实践结果的凝固，表现为死的“物质”，它的传承主要是对“物”的世代保存和保管。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的实践过程的当下演变，表现为活的“精神”，它的传承主要是对活“精神”的继承与发展。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有精神性的成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包含着物质的成分，它的展示和传播都离不开物质。对非物质遗产的重视是因为其中蕴含了特定民族独特的智慧，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命脉和源泉，这一点与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同的。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应给予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性以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在当前文博界，只见“物质”不见“精神”的现象还比较多见。只见“物质”不见“精神”会导致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把文化遗产当作普通物品来对待，全然看不到它的历史文化内涵，这种认识的直接后果是由于看不到文化遗产的价值而忽略了对它的保护，进而导致文化遗产的毁损甚至消失。另一种是把文化遗产当作商品来对待，过分看重其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他价值，把文化遗产当作摇钱树，作为换取经济利益的资本，经济利益的驱使必然导致重开发轻保护的严重后果，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而造成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无论是哪种认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极其不利的，都是应该及时纠正并坚决摒弃的。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的重要在于文化的重要，而不是遗产的重要，在于文的重要而不是物的重要。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不会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途中迷失方向，就不会再有有悖于我们文化责任的行为发生。对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进行辨析，既是认识的需要，也是实践的需要。科学的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作指导，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实践的失败。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我们已经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为了民族命脉的延续，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我们的后代，我们一定要珍爱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要珍视负载其上的文化内涵，使之为当前的文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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