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融合(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充分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重生、卫生、畅生、赏生的文化精神。古人把文的创生与天地相打通, 把艺术世界看作是与人的心理、心理世界以及天地宇宙相通相连的一部分, 艺术的生命与人的生理生命、心理生命乃至宇宙生命存在一个大系统之内。人为五行之秀, 大地之心, 人之文效法自然, 自然充满生气, 山川草木均含有性情, 俱著生意。文之抒情, 画之写意, 莫不通过山水具貌写出自己的性情精神, 这正是中国艺术富有生命力的原因。而为文者须养气, 此气包含有天地自然之气、人文道德之气以及人的生理心理素质等等, 亦关乎人的生理心理健康。作书作画可以养气长寿, 作文不宜钻研过分, 使得神疲气衰, 应“率志委和”、“贵闲”, 这又关乎卫生、养生之道。艺术的功用除治国辅政扶民之外, 又具备“卧游”、“畅神”、“赏玩”等功能, 对人感性生命的发扬与精神的寄托都有益处。古代文论还对艺术生命的有机统一、整体连贯表现出高度的重视,“气脉一贯”、“一气呵成, 神完气足”等等的说法表达了对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有机整体观。除此外, 古代文论还强调艺术生命的内在张力,“气韵生动”并非只限于具象, 更在于其能促使人产生无穷联想,故气韵之特点是“生者生生不穷, 深远难尽。”“流动”、“飞动”等等又包含着对生生不息、跃动飞扬的艺术生命的褒扬与提升。古代文论正用这些范畴、概念去揭橥中华文化精神的底蕴与精髓的。
当代文论可不可用这些充满民族特点、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术语、范畴来构建理论话语呢?我想, 如果当代文论在整个理论体系构建的大思路上能够从西转向东,能够在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上多去尝试的话, 应该是可以实现转型的。比如关于艺术创作过程的理论, 完全可以用艺术家生命与宇宙生命的交往, 艺术家生命精神的激发、高扬、投射, 艺术与社会、人生、自然的对话乃至艺术生命的完成等等这样的角度去阐述, 其间可以把物感说、心物融合论、文气论(包括养气说、气贯论、气韵论等等)、风骨论、阳刚阴柔美论等等一并纳入,加以整合, 形成一个艺术生命的创作系统理论。有论者说,“中华美学就是生命的美学, 就是以独特的方式感悟生命和开垦生命的美学。”(1) 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亦可作如是观。那么当代文论要具有活泼泼的生命, 要建构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系统, 怎么可以把高度重视艺术生命的古代文论排斥在外呢? 高度重视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当代人又怎么可能抛却“自家宝藏”不用而到西方去寻求所谓生命理论呢? 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
作又有何不可呢?
古代文论中关于“艺道合一”的理论,关于儒、释、道人格与艺术境界相通的思想, 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艺与道一, 表示了中国文人对从事艺术事业的高度尊重, 从“艺”不仅仅是技巧, 也不仅仅是事功, 而是与求“道”闻“道”相合一的盛事, 是贤者品德与智慧的表达。艺与道合, 还表示了艺术可符合天地自然宇宙的规律, 可以揭示自然之理、社会人生之理。正因为如此, 艺者的人格才与“道”相通, 与艺术境界相通。儒者的风流温雅, 道者的飘逸自然, 释者的清寂空明, 在在都与艺术的境界相伴相生。人生即艺术, 境界透人格, 古代文论对“道”、对境界的追求与人格的培养与完善是分不开的。而当代文论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如果能继承这种精神, 于现实中提倡艺术对人文理想的追求, 正确认识艺术创造、艺术批评与人格完善的一致性, 也就能认真地吸取古代文论的精华, 严肃地对待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
三、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论中去, 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中的辩证思想非常突出,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民族特点。有无相生, 虚实相成。阴阳奇偶,对待并立。动静相宜, 浓淡相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等, 古代文论中陈述两两相对的范畴与强调“叩其两端”的辩证思想既丰富又深刻。这与现当代西方文论偏爱极端、喜执片面形成强烈对比。中国当代文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染上西方色彩, 某些批评家喜欢西方的尼采、弗洛依德, 但偏偏忘记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刘勰。在思想方式与方法上, 某些批评家把中国古代“叩其两端”、强调和谐的思想简单地视为折中主义, 而更喜欢过犹不及的肯定与否定。中国古代哲学与古代文论的适中精神与中道的思维方式是一笔很有价值的遗产, 当代文论完全可以将其吸收并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 并且用以指导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方法的渗透是无形的, 是“润物细无声”, 接受并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辩证思维方式将使当代文论受益无穷。比如现在一谈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就是黑格尔的“正k k 反kk 合”式的逻辑体系, 或者是从“孤独”、“狂欢”论起的西方文艺理论模式, 为什么不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辩证思维中吸取营养、改变一下现有的思考角度与思维方式呢?
中国独有的感悟式批评方式也有待重新发掘它的价值。这种感悟式的批评看似缺乏逻辑分析, 但它背后却潜藏着批评家的全部文化智慧和审美经验, 它决非只是一种随意性的印象批评。这种感悟式批评至少在三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是整体的艺术把握。这种整体把握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 不主张概念性的知识分解和逐层逐级的逻辑推理, 而提倡对艺术作品“意”与“象”的整体把握,认为这样方可避免对艺术批评对象的肢解与撕裂。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被评的对象, 做到“以生命形式显示生命”。(2) 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 但却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从接受美学角度看, 喻象方式更尊重读者, 留下更多想象的余地, 更能体现中国艺术作品具有“韵致”、“意境”的创造方式。喻象方式也是“若即若离”的艺术把握方式, 其妙处正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喻象方式最常见的形式是以具备活泼泼生气、饱含生命趣味的生命形态来比喻文学作品, 它既包含生趣盎然的大自然的生命形态, 也包含人的生命形态, 如身躯、心理器官以及神韵气度等等。这种具有生命感的生命喻象运用于文学批评, 可以展示艺术的生命精神, 是以生命对接生命, 以生命形式显示生命。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 道出精髓。这主要表现在那些评点式的批评方法。所谓会心处, 也是感悟豁通处。评点批评虽然是一种灵活的随文批评形式, 但它却注重文本的解读, 注重批评者感受的引发。看似缺乏理论色彩, 但往往以精炼语言搔到痒处, 点到枢机处, 道出评点者的独到心得。这三个方面于我们当代文论都是应当继承的。就第三方面说, 目前已有新的探索, 如漓江出版社推出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 王蒙评点《红楼梦》,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陈美林评点《儒林外史》等等, 就是一种尝试。当然, 当代批评继承的不仅仅只是感情式批评的形式, 而更应该从精神上去吸取其理论精华, 并创生为当代批评的新形式。
在此文中我突出强调了“用”, 这决非是提倡实用主义, 而是本着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古今文论的研究与建设提出一点建设。没有“用”的实践,就还可能流于空谈。没有“用”的探索, 就不知道古今转型的艰难。没有“用”的过程, 就很难达到有机的融合。这个过程肯定是很艰苦的, 很痛苦的, 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试想, 从王国维起就已开始了现代文论的转型至现在已快一个世纪了, 我们的工作做得并不令人满意。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批评家都有责任来推进古代文论融合的过程, 更有责任尽快地创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时不我待,“用”字当先。“用”是动力, 是机会, 是实验, 也是成功的希望。
当代文论可不可用这些充满民族特点、体现民族文化精神的术语、范畴来构建理论话语呢?我想, 如果当代文论在整个理论体系构建的大思路上能够从西转向东,能够在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上多去尝试的话, 应该是可以实现转型的。比如关于艺术创作过程的理论, 完全可以用艺术家生命与宇宙生命的交往, 艺术家生命精神的激发、高扬、投射, 艺术与社会、人生、自然的对话乃至艺术生命的完成等等这样的角度去阐述, 其间可以把物感说、心物融合论、文气论(包括养气说、气贯论、气韵论等等)、风骨论、阳刚阴柔美论等等一并纳入,加以整合, 形成一个艺术生命的创作系统理论。有论者说,“中华美学就是生命的美学, 就是以独特的方式感悟生命和开垦生命的美学。”(1) 我以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亦可作如是观。那么当代文论要具有活泼泼的生命, 要建构具有生命力的文艺理论系统, 怎么可以把高度重视艺术生命的古代文论排斥在外呢? 高度重视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当代人又怎么可能抛却“自家宝藏”不用而到西方去寻求所谓生命理论呢? 用“风骨”、阳刚阴柔去评价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小女人散文以及当代的小说创
作又有何不可呢?
古代文论中关于“艺道合一”的理论,关于儒、释、道人格与艺术境界相通的思想, 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艺与道一, 表示了中国文人对从事艺术事业的高度尊重, 从“艺”不仅仅是技巧, 也不仅仅是事功, 而是与求“道”闻“道”相合一的盛事, 是贤者品德与智慧的表达。艺与道合, 还表示了艺术可符合天地自然宇宙的规律, 可以揭示自然之理、社会人生之理。正因为如此, 艺者的人格才与“道”相通, 与艺术境界相通。儒者的风流温雅, 道者的飘逸自然, 释者的清寂空明, 在在都与艺术的境界相伴相生。人生即艺术, 境界透人格, 古代文论对“道”、对境界的追求与人格的培养与完善是分不开的。而当代文论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如果能继承这种精神, 于现实中提倡艺术对人文理想的追求, 正确认识艺术创造、艺术批评与人格完善的一致性, 也就能认真地吸取古代文论的精华, 严肃地对待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
三、从继承思维方式和批评形式入手,将古代文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独有的批评方式与技法融入到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论中去, 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当代文论。
古代文论中的辩证思想非常突出, 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民族特点。有无相生, 虚实相成。阴阳奇偶,对待并立。动静相宜, 浓淡相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等, 古代文论中陈述两两相对的范畴与强调“叩其两端”的辩证思想既丰富又深刻。这与现当代西方文论偏爱极端、喜执片面形成强烈对比。中国当代文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染上西方色彩, 某些批评家喜欢西方的尼采、弗洛依德, 但偏偏忘记了中国的孔子、老子、刘勰。在思想方式与方法上, 某些批评家把中国古代“叩其两端”、强调和谐的思想简单地视为折中主义, 而更喜欢过犹不及的肯定与否定。中国古代哲学与古代文论的适中精神与中道的思维方式是一笔很有价值的遗产, 当代文论完全可以将其吸收并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 并且用以指导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方法的渗透是无形的, 是“润物细无声”, 接受并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辩证思维方式将使当代文论受益无穷。比如现在一谈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就是黑格尔的“正k k 反kk 合”式的逻辑体系, 或者是从“孤独”、“狂欢”论起的西方文艺理论模式, 为什么不从中国古代文论的辩证思维中吸取营养、改变一下现有的思考角度与思维方式呢?
中国独有的感悟式批评方式也有待重新发掘它的价值。这种感悟式的批评看似缺乏逻辑分析, 但它背后却潜藏着批评家的全部文化智慧和审美经验, 它决非只是一种随意性的印象批评。这种感悟式批评至少在三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是整体的艺术把握。这种整体把握把艺术看作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有机整体, 不主张概念性的知识分解和逐层逐级的逻辑推理, 而提倡对艺术作品“意”与“象”的整体把握,认为这样方可避免对艺术批评对象的肢解与撕裂。二是以喻象的方式接近被评的对象, 做到“以生命形式显示生命”。(2) 喻象方式虽然不是确指的、明晰的评价, 但却很符合艺术批评“言不尽意”与形象思维的特点。从接受美学角度看, 喻象方式更尊重读者, 留下更多想象的余地, 更能体现中国艺术作品具有“韵致”、“意境”的创造方式。喻象方式也是“若即若离”的艺术把握方式, 其妙处正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喻象方式最常见的形式是以具备活泼泼生气、饱含生命趣味的生命形态来比喻文学作品, 它既包含生趣盎然的大自然的生命形态, 也包含人的生命形态, 如身躯、心理器官以及神韵气度等等。这种具有生命感的生命喻象运用于文学批评, 可以展示艺术的生命精神, 是以生命对接生命, 以生命形式显示生命。三是于会心处画龙点睛, 道出精髓。这主要表现在那些评点式的批评方法。所谓会心处, 也是感悟豁通处。评点批评虽然是一种灵活的随文批评形式, 但它却注重文本的解读, 注重批评者感受的引发。看似缺乏理论色彩, 但往往以精炼语言搔到痒处, 点到枢机处, 道出评点者的独到心得。这三个方面于我们当代文论都是应当继承的。就第三方面说, 目前已有新的探索, 如漓江出版社推出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 王蒙评点《红楼梦》,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陈美林评点《儒林外史》等等, 就是一种尝试。当然, 当代批评继承的不仅仅只是感情式批评的形式, 而更应该从精神上去吸取其理论精华, 并创生为当代批评的新形式。
在此文中我突出强调了“用”, 这决非是提倡实用主义, 而是本着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古今文论的研究与建设提出一点建设。没有“用”的实践,就还可能流于空谈。没有“用”的探索, 就不知道古今转型的艰难。没有“用”的过程, 就很难达到有机的融合。这个过程肯定是很艰苦的, 很痛苦的, 可能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试想, 从王国维起就已开始了现代文论的转型至现在已快一个世纪了, 我们的工作做得并不令人满意。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批评家都有责任来推进古代文论融合的过程, 更有责任尽快地创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话语和理论体系。时不我待,“用”字当先。“用”是动力, 是机会, 是实验, 也是成功的希望。
注
(1) 张涵、史鸿文∶《中华美学史》, 西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5 页。
(2) 此处采用朱良志的说法, 见朱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5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