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可见算赋之名昭王时期已正式出现。《汉书·晁错传》载错于文帝时上书，道及"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进一步证明秦有算赋征收之制。到了汉代，继承秦制，汉高祖四年即令"初为算赋"。自此之后，汉代史籍屡有记载，而且与征之于未成年人的"口钱"并征。新近出土的江陵凤凰山十号汉简中的四、五号木牍，记载了市阳里征收口钱、算赋的人员、办法及数量和当利里的每年每月"定算"等情况，不仅确证汉代有口钱、算赋并征之制，而且大大丰富了有关事实。（注：详见《文物》1974年第6期《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同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及拙作《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一文，中华书局《文史》第二十辑，后收入《秦汉史探讨》一书，1998年9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东汉又承西汉之制，依然实行口钱、算赋并征的人口税政策，一直到东汉末年才发生以"户调"取代口钱、算赋的人口税制度的巨变。大约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九月之后和建安五年二月之前这段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李通执行曹操制定的"新科"以"调绵绢"为内容的"急录户调"之事（注：详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一书中的《曹魏租调制度拾零》一文所考，1987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户调"一词斯为始见。到了建安五年十月以后不久，又有了合田租与户调于一体的新税制；建安九年九月，曹操在平定了冀州之后，就正式把先行于兖、豫二州的新税制推广及于冀州地区，这便是"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新的租调制[1]。
　　其中"调"的部分，就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因系按户征收实物，故名之为"户调"，而且成了一个固定名词，有明确内涵，从此以后不再征收口钱与算赋，因为"户调"已经取代了它的地位。
　　既然曹操已于建安年间率先改变按人口征收的口钱、算赋制度为按户征收绢、绵等实物的"户调制"，那么，东吴与西蜀是否也有此改变呢？这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者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从现存文献中，根本找不到东吴与西蜀的"户调"之名。文献中虽有"调发"、"调赋"、"赋调"、"征调"等用词，但"调"字多为动词而非名词，即使有的"调"可以作名词理解，也无法断定其就是按户征收绢、绵的"户调"。反之，如果孙吴没有实行曹操式的"户调"制，那么就应当仍是实行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可是文献中又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或则对东吴、西蜀是否存在户调制或口钱、算赋制问题闭口不言，或则据旁证材料加以推测。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就曾据《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所云："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的话，认为这里的"租"是指"田租"，"布"是指口钱、算赋的折纳物，意即江南地区也发生了改口钱、算赋制为户调制的变化。[2]我在撰写《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时，也曾根据《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皓传》天玺元年（公元276年）条所云："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詠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徇首诸郡"，推断孙吴仍在实行口钱、算赋制度。因为这里的"算缗"，都是出自老百姓。同条注引《江表传》云："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无资粮，表求赈贷。（孙）皓谓浚欲树私恩，遣人枭首。"可见车浚、张詠之"不出算缗"，是因为请求减免老百姓负担所致，显然是允许老百姓不出算赋，故无钱上缴。孙皓认为车浚是"欲树私恩"，益见其减免老百姓算赋的负担。当时减免者有会稽、湘东二郡，孙皓以车浚之首徇"诸郡"，意在警告全国，可见原来征收算赋的范围甚广。因此，我作出了东吴末年还有不少地区在征收算赋之制的推断，并进而指出："以此言之，则东吴无户调之制，仍实行汉代的口钱、算赋之制。"[3](P464)今据长沙走马楼简牍，表明我的这个推断是符合实际的。
　　走马楼简牍之涉及算赋征收者甚多，这里只需要摘引下列一组竹简就足以证明之：
　　妻大女□年廿五 算一肿两足复 （9-3067）
　　富贵里户人公乘李平年廿廿□ 算一 盲右目复 （9-3075；图三：1）
　　子公乘客年廿八 算一苦腹心病复 （9-3075；图三：2）
　　高平里户人公乘鲁开年卅二，算一刑左手复 （9-3017；图三：2）
　　雷黑嫂大女杷年卅三 算一刑右足复 （9-2880）
　　常迁里户人公乘何著年五十四 算一刑两足复 （9-2950）
　　子公乘生年廿三 算一真吏复 （9-3346）
　　谷阳里户人公乘郑(上龙下田)年卅六 算一 给州吏复 （9-3323；图三：3）
　　《新收获》一文认为这八枚竹简所载较其它有关算赋的竹简多"复"及"算一"两个特点，并谓此处之"'复'，意为免役，'算一'属于口算"。实则，免税、免役都可以叫"复"。此处之"复"，不是免役，而是免除算赋。前引《汉书·晁错传》所谓"不得一算之复"的"复"，就正是这个意思。史籍中称免税为"复"者不少，不用悉举。这八枚竹简所记，应是免除算赋的名籍。此名籍有残缺，至少第一简前缺户主一简。这些人免除算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因"两足肿"，或因"盲右目"，或因"苦腹心病"，或因"刑左手"、"刑右足"和"刑两足"，还有的因是"真吏"和"给州吏"。总起来说，是对病者、残者实行免除算赋的优待。只有后二简是"吏"户免除算赋。我们知道，"吏"户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服役者，他们被另立户籍，谓之"吏"籍，一旦隶于吏籍，便得世代为"吏"，全家服重役，而且父死子继。《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权传》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诏所云："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这八枚竹简所登记的八人，都属于成年人，故所复之算均为一算，这同《汉书·惠帝纪》六年条注引应劭所云《汉律》"人出一算"的规定是一致的，这表明孙吴之所以仍实行汉的算赋之制，也同它们的不奉魏文帝纪年的用心一样，以示对曹氏政权的反抗之意。后来孙、刘联盟之所以能缔结，应当说同吴、蜀有共同的政治倾向性息息相关。再据《新收获》一文所引"入都乡口算钱二百一十"（5-1623）和"入南乡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钱一万三千"（1-39）等简，更证明东吴不仅实行汉代的算赋制度，而且也是口钱与算赋并征，合称之为"口算"钱。孙吴征收的算赋，"一算"实为多少钱不详，但"一算"是一个固定的计量单位这一点，与汉制无别，故简文时有"算一"、"算二"及"算三"、"算四"之称。在汉代，一般都认为一算为一百二十钱。但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算赋之征收，首先要按以里为单位的人口数"定算"；定算之后，就按月多次征收，每次只征收一算的一部分，或为八钱、九钱，或为十钱、廿六钱、卅五钱和卅六钱，直到征够一算的定额为止。如此计算，市阳里在文景时期的一算应为227钱或更多（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6期。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而不是《新收获》一文所说"每算钱数不等，少则八钱，多则卅六钱"。后来如何演变为每算一百二十钱，尚不清楚，但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已经入了《汉律》，估计变化不会很大了。那么，孙吴时期的一算，也有可能是一百二十钱。
　　既然孙权时期明确地实行了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那么作为取代口钱、算赋制度的"户调"制就不可能实行。因为二者是同一种税，区别在于一按人口数量与年龄的不同征收现金，一按户征收绢、绵等实物而已。但是，《新收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