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路》篇仲弓問政章有“仲弓為季氏宰”的記載，但此“宰”是“家相”還是“邑宰”，歷來就有不同的說法。

梁皇侃《義疏》：“仲弓將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1]是為“邑宰”。而宋李如圭《儀禮集釋》卻說：“仲弓爲季氏宰，家相也。”[2]

案：《左传·定公十二年》有“仲由為季氏宰”說、《禮記·禮器》有“子路為季氏宰”說、《孟子·離婁上》有“求也，為季氏宰”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子路為季氏宰。”《公羊傳·定公八年》：“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新序·雜事》：“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可見單稱“宰”當为“家相”。如《論語·雍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宰”，是為孔子的“家相”。[3]而“邑宰”則當冠以邑名。如《論語·雍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游為武城宰。”《先進》：“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孔子家語·相魯》：“孔子初仕為中都宰。”《辯政》：“子貢為信陽宰。”“宰”前都有邑名“費”、“武城”、“莒父”、“單父”、“中都”、“信陽”。特别是《孔子家語·致思》的“子路為蒲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明確說是：“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後漢書·肅宗孝章帝紀》說：“昔仲弓季氏之家臣。”邢昺疏：“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爲季氏家宰而問政於夫子也。”[4]所謂“家臣”、“家宰”，都是指“家相”而非“邑宰”。

上博藏楚簡《仲弓》篇簡一開端就是：“季桓子使仲弓為宰”。“宰”前没有邑名，當為“家相”。這證明李如圭、邢昺的解釋是正確的，而皇侃的“往費為季氏采邑之宰”說難以成立。 

二 

元金履祥考證：“季氏其時四分公室而有其二，是有魯國之半，又専魯國之權，則其宰亦未易為。然其為季氏宰，不見於傳記，豈不久而去之耶？”[5]可見“仲弓為季氏宰”的時間有欠清楚。宋人胡仔《孔子編年》將其定在魯定公三年（前507年）。[6]今人李启謙則說： 

他是什麽時候任的這職務，《孔門師弟年表》說，是孔子七十歲（他本人四十一歲）時干的。這一看法有道理。因為，第一，在孔子周遊列國時，他跟隨老師到處跑，一般不會回魯當這一角色。第二，在周遊列國前，他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季氏是不會叫他干這麽多權利的職務。由上可以推斷，他是在跟隨孔子回魯後干的這一職務了。[7] 

從上博藏楚簡《仲弓》篇“季桓子使仲弓為宰”的記載看，宋人胡仔和清人《孔門師弟年表》以及李启謙的說法都是錯誤的。

據《春秋經》與《左傳》，魯定公五年（前505年）季平子卒而季桓子立，孔子是年四十七歲，在魯。魯哀公三年（前492年）季桓子卒而季“康子即位”， 孔子是年六十歲，尚未返魯。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是年六十八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享年七十二歲。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季康子卒”。

如果仲弓是在魯定公三年“為季氏宰”，其時執政的是季平子，季桓子尚未得立，又怎能“使仲弓為宰”？可見胡仔的編年有誤。

而仲弓如果是在孔子晚年回魯後“為季氏宰”，就應當是“季康子使仲弓為宰”，而非“季桓子使仲弓為宰”。因為此時季桓子已卒，執政的是季康子。

朱淵清已經指出：

仲弓當在先為季桓子宰，冉有則在後為季康子宰，兩個季氏宰之間大概有或許十年左右的時間先後。……根據通常情況考慮，仲弓也許會略大於冉有；更重要的是司馬貞所引的《家語》中確實沒有仲弓小孔子二十九歲的記載，而只是說“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歳。”也因此，作為伯牛之宗族的仲弓“少孔子二十九嵗”大概確實是司馬貞糊塗而搞錯了。[8] 

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據《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说，子路為季桓子宰，在前498年。仲弓亦為季桓子宰，只能在魯定公五年（前505年）至魯哀公三年（前492年）的十三年之内。而孔子棄官去魯，在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9]因此，从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至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歸魯”前，孔子並未在魯，“季桓子使仲弓為宰，中弓以告孔子”之事決不會發生在這一段時間内，而只能在魯定公五年（前505年）至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的八年之内。

據《左傳》，至定公八年（前502年）十月“陽虎為政，魯國服焉”。因此，“季桓子使仲弓為宰”只能在這以後至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孔子棄官去魯前。而“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的記載是在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夏。而《公羊傳·定公十二年》記載：“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是年《左傳》又載：“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墮三都”由夏至冬這一段時間，為“季氏宰”的，應該是子路，而不會是仲弓。而魯定公十二年冬至魯定公十三年春，如果“季氏宰”不是子路，就更不會是仲弓了。因為這時季桓子對孔子的態度已發生了變化。先是“齊人歸女樂”，不顧孔子的反對，“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後又郊祭“燔肉不至”。因此，“季桓子使仲弓為宰”的時間可壓縮在魯定公八年（前502年）十月至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夏的四年之内。也就是說，仲弓“為季氏宰”應該早於子路。

由此看仲弓的年齡，應該与子路相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子路……少孔子九歲”，魯定公八年（前502年）孔子五十歲，子路則四十一歲，仲弓能先於子路“為季氏宰”，此時年齡當在四十左右。如果依司馬貞《史記索隱》所言，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則此時才二十歲左右，如此年輕，季桓子就任以為家相，可能性很少。 

三 

對仲弓章“先有司”的理解，也是眾說紛紜。

魏何晏《集解》引王肅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宋邢昺疏：“言爲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10]南朝皇侃義疏：“言為政之法未有自逞聰明，且先委任其屬吏責以舊事云。”[11]宋朱熹集注說同。[12]元金履祥進一步發揮道：“謂凡衆事且任有司為之於前也。……仲弓以敬治煩，夫子恐其失於叢委，故勉其使人先為之，則‘先’當作平聲。”[13]而清儒李光地卻云：“先有司者，以身為有司倡也。如倡之以亷，倡之以惠，倡之以勤，皆其事也。雖有不侵下職意，然非所重。”[14]楊伯峻本之，釋“先有司”為“給工作人員帶頭”。[15]李澤厚則譯為：“首先注意干部。”[16]

孰是孰非，楚簡《仲弓》篇的第八簡和第九簡的有關解說頗值得參考： 

仲弓曰：“……夫‘先有司’為之如何？”仲尼曰：“夫民安舊而重遷，□□□□□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17] 

“夫民安舊而重遷”以上為簡八，“有成”以下為簡九。簡九前端殘損，根據簡八和簡十的字數，估計殘損五字左右。

陳劍認為：“古書‘安土重遷’多見，簡文‘安舊而重遷’或與之義近。不過簡文討論的是‘先有司’的問題，‘遷’也可能是‘變化’之意而非‘遷徙（居處）’之意。”[18]

案：“安舊而重遷”即“安故重遷”。《說苑·修文》：“《傳》曰：‘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眾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故”就是“舊”。《管子·立政》：“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懷樂家室”即“安舊”、“安故”。“重去鄉里”即“重遷”。“重”是不轻易、難之義。《漢書·孔光傳》：“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内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顏師古注：“重，難也。”簡文“安舊而重遷”，本指懷樂家室，難離鄉里，引申為樂於守舊而不轻易變化。簡文的“民”，就是《傳》之“眾庶”，《管子》之“百姓”。孔子認為老百姓是樂於守舊而不轻易贊成變革的，所以“仲弓為季氏宰”，“爲政”要想革新，“有司不可不先也”，管事的不能不率先垂範。

簡文的解釋，實際告诉了我們三點：

第一，“先有司”即“有司不可不先也”。因此，王肅、皇侃、邢昺、朱熹、金履祥為代表的 “爲政當先任有司”諸舊注都是錯誤的，而李光地、楊伯峻的“以身為有司倡也”最為接近。

第二，“有司”不但指仲弓手下的“屬吏”，也應該包括仲弓在内。因為與“有司”對舉的不是仲弓，而是“民”；“有司不可不先也”是基於“民安舊而重遷”來的，不是針對仲弓來的。從這一點而言，李光地、楊伯峻的“以身為有司倡也”也有小誤。而李澤厚的“首先注意干部”說則有可取之處。

第三，從“民安舊而重遷”而“有司不可不先也”來看，孔子並非樂於守舊而不轻易贊成變革者，而是儘管有人們習慣性的反對，他還是主張為政者在改革上應率先垂範。从簡七的“舉賢才，宥過赦辠”來看[19]，其想改革的不止是季氏的弊政，實質也包括了“世卿世禄”的西周舊制和“五刑之屬三千”的嚴刑苛法。這一點，可以說是將孔子視為頑固保守派的人們所始料不及的。

[1] 程樹德：《論語集釋》，88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2]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儀禮之屬《儀禮集釋》卷十七。

[3]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儀禮之屬《儀禮集釋》卷十七。

[4] 《論語注疏》卷十三，《十三經注疏》，250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5]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論語類《論語集註攷證》卷七。

[6] 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聖賢之屬《孔子編年》卷二。

[7] 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33頁，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

[8] 朱淵清：《仲弓的年齡及其身份》，Confucius2000網“清華大學簡帛研究”專欄，2004年4月29日。

[9] 《孟子·告子下》：“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史記·孔子世家》：“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江永《鄉黨圖考》：“孔子去魯，實在十三春。魯郊嘗在春。”

[10] 何晏集解、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十三，《十三經注疏》，250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1]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論語集解義疏》，卷七。

[12] 程樹德：《論語集釋》，88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13]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論孟集註攷證·論語集註攷證》巻七。

[14] 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書類《榕村四書說·讀論語劄記》，卷下。

[15] 杨伯峻：《論語譯註》，13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6] 李澤厚：《論語今讀》，300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

[17] “遷”从陳劍釋（《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4月19日），李朝遠釋文作“舉”（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2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8] 陳劍：《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4月19日。

[19] “宥過赦辠”的釋讀从陳劍說，詳見氏著《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