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较强健的笔力和气势；“怨”则与“愁”义同，指江、鲍作品内容多以愁怨见长。大明、泰始中，江受鲍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
江淹毕竟比鲍照晚出生三十来年，我们来看他那首作于泰始六年(470)的《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
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峰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瑶草正翕＠(15)，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云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旌。
此诗与鲍照《登庐山》题材相类，鲍学谢灵运未免微伤雕琢且稍有板滞之憾，而此篇则较为自然流动。鲍照早期诗作的写景还没有完全脱离“尚巧似”，而此诗“绛气”一联，“亦极体物之奇”（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一）。不仅如此，江淹此诗虽体物却又不局于物，“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由庐山而及长沙，由眼前而及万里，“兴会超妙”（王士ｚｈēｎ＠(16)《带经堂诗话》卷三）。这样写景，和元嘉时期的重朽似相去已较远，而和稍后永明则较近。类似的句子，还有“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侍始安王石头》）；“岁彩合云光，平原秋色来”（《步桐台》）（注：“平原秋色来”，还为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上句所本。）；“楚关带秦陇，荆云冠吴烟”（《秋至怀归》）等。视野开阔，目通万里，鲍照大明、泰始中诸作，例如前引《登黄鹤矶》也不见得有此种写法。传说江淹早年笔成五彩，看他《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和赴荆州诸作，以及元徽间赴建安诸诗（注：江淹建安诸诗的讨论，详陈庆元《以五色之笔绘碧水丹山——江淹入闽之作考论》，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意象都比较鲜明，比起鲍照山水行旅诗阴晦的色调，江淹诗也就显得比较明丽了。叶燮用“韶妩”（《原诗•内篇》上）二字概括江淹诗，恐怕多少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四
继大明、泰始之后，是永明新体诗的出现。什么是永明新体诗？《南齐书•陆厥传》云：“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萧子显的定义强调了永明体的核心——声律，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样概括似还不能完整地反映永明新体诗的全貌。依笔者浅见，永明体是一种讲究四声，体制比较短小，文字比较自然清丽的文人抒情诗体。如果我们这样描述大抵不错的话，那么自然会发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心目中那种理想文体是非常接近于永明体的：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在萧子显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只有那些有一定先天秉赋、且有史传知识者，才能成为诗人。作诗应该有感而发，让情思自然流出，而不应预先构建，为作诗而作诗。这是一般原则。萧子显还认为，好诗应语言简洁明了，易识易读，不应冗长拖沓，雕饰过分。诗还应讲究声律，石温玉润。文人作诗，还应吸取民歌民谣的长处，以做到流畅圆转。诗既不能过于典雅，也不能过于鄙俗，关键是能抒发胸怀。所有这些，几乎都涉及到永明新体的特点。
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理想文体的提出，是在论述当代流行的三种文体之后所做的一个小结。理想文体，吸收“三体”之长，扬弃各体之短。如果我们关于理想的文体是非常接近永明体的推断大致不误的话，那么，在萧子显看来，永明体的形成是离不开“三体”的，也就是说，永明体是在吸收“三体”之长，扬弃“三体”之短的过程中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成就的。萧子显所论“今之文章”“略有三体”是：“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源出于谢灵运。“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傅咸、应璩近似此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此体以鲍照为代表。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ｔｉǎｏ＠①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大明、泰始诗坛的状况及其诗风的嬗变，所以关于大小谢山水诗的承转关系，这里就不再加以讨论（注：可参考陈庆元《从“池塘生春草”中来——论谢ｔｉǎｏ＠①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两体的代表诗人分别是谢灵运和鲍照，他们都是刘宋时期的诗人，对萧子显来说都是较为晚近的诗人，而为什么第二体偏偏看中时代较早的魏晋诗人傅咸和应璩呢？我们知道，萧子显论诗十分讲究“新变”，谢灵运一体是江左以来的新变之体，鲍照一体是元嘉以来的新变之体，故被特地拈出。“缉事比类”一体，并非江左、元嘉以来新变体，故不从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晋。如果根据钟嵘所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其根源在颜延之、谢庄，那么，大体上可以认定颜延之和谢庄在近世是此体的代表人物，至少是与此体近似的代表人物。本来文学观念不太相同的钟嵘和萧子显，却在反对过分用事这一点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评得相当激烈。不过，颜延之、谢庄繁密的用事在当时能产生“化之”的效应，恐怕不能仅仅从负面的影响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诗歌发展过程中强调用事，哪怕有时强调得过了一点，是不是仅有百弊而无一利？从曹丕组织编写类书开始，中国古代诗歌便走上自觉用事的时代（注：《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亦可反证曹丕雅好古事古语。）。颜延之等用事繁密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用事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即南朝元嘉诗歌向永明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颜延之诗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强了诗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与谢灵运各自“擅奇”（《南齐书•文学传论》）一时。齐、梁文学家都很重视诗文的用事，《文心雕龙》就特设《事类》一篇加以总结，刘勰云：“综学在博，取事贵约。”颜延之“综学”不可谓不博，而问题却出在未能在“约”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挛补衲”（《诗品序》）或“职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弊。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沈约等人并不像钟嵘那样猛烈指责诗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引）的主张，加上易识字，易诵读，这实际上就是萧子显所说的“言尚易了”。当然，沈约等人也不是学而不博的市井诗人，沈约、谢ｔｉǎｏ＠①、萧衍等永明诗人也都善于积累事典。史传上曾记载沈约和谢ｔｉǎｏ＠①同问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条（详《南齐书•崔慰祖传》），萧衍与沈约争记栗事（详《梁书•沈约传》），萧衍策问刘孝标锦被事（《南史•刘孝标传》），都说明他们学问也并非不博，“在参之史传”方面，本领还是有的，问题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时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钟嵘、萧子显能看到颜延之用事繁密使诗歌失于流畅的不足，沈约等人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一弱点。用事由繁密趋于简洁，钟嵘、萧子显的贡献是在理论方面加以阐发，而沈约等人的贡献则是在实践上进行探讨，这无疑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人们在看到这一进步的同时，不应忘记颜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诗人在用事方面做过的努力。
《诗品》将谢庄与颜延之并称，其实，作为大明、泰始诗人的谢庄，对永明诗坛的重要影响可能是在声律方面。《诗品序》引王融的话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
江淹毕竟比鲍照晚出生三十来年，我们来看他那首作于泰始六年(470)的《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
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峰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瑶草正翕＠(15)，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云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旌。
此诗与鲍照《登庐山》题材相类，鲍学谢灵运未免微伤雕琢且稍有板滞之憾，而此篇则较为自然流动。鲍照早期诗作的写景还没有完全脱离“尚巧似”，而此诗“绛气”一联，“亦极体物之奇”（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一）。不仅如此，江淹此诗虽体物却又不局于物，“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由庐山而及长沙，由眼前而及万里，“兴会超妙”（王士ｚｈēｎ＠(16)《带经堂诗话》卷三）。这样写景，和元嘉时期的重朽似相去已较远，而和稍后永明则较近。类似的句子，还有“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侍始安王石头》）；“岁彩合云光，平原秋色来”（《步桐台》）（注：“平原秋色来”，还为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上句所本。）；“楚关带秦陇，荆云冠吴烟”（《秋至怀归》）等。视野开阔，目通万里，鲍照大明、泰始中诸作，例如前引《登黄鹤矶》也不见得有此种写法。传说江淹早年笔成五彩，看他《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和赴荆州诸作，以及元徽间赴建安诸诗（注：江淹建安诸诗的讨论，详陈庆元《以五色之笔绘碧水丹山——江淹入闽之作考论》，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意象都比较鲜明，比起鲍照山水行旅诗阴晦的色调，江淹诗也就显得比较明丽了。叶燮用“韶妩”（《原诗•内篇》上）二字概括江淹诗，恐怕多少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四
继大明、泰始之后，是永明新体诗的出现。什么是永明新体诗？《南齐书•陆厥传》云：“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萧子显的定义强调了永明体的核心——声律，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样概括似还不能完整地反映永明新体诗的全貌。依笔者浅见，永明体是一种讲究四声，体制比较短小，文字比较自然清丽的文人抒情诗体。如果我们这样描述大抵不错的话，那么自然会发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心目中那种理想文体是非常接近于永明体的：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在萧子显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只有那些有一定先天秉赋、且有史传知识者，才能成为诗人。作诗应该有感而发，让情思自然流出，而不应预先构建，为作诗而作诗。这是一般原则。萧子显还认为，好诗应语言简洁明了，易识易读，不应冗长拖沓，雕饰过分。诗还应讲究声律，石温玉润。文人作诗，还应吸取民歌民谣的长处，以做到流畅圆转。诗既不能过于典雅，也不能过于鄙俗，关键是能抒发胸怀。所有这些，几乎都涉及到永明新体的特点。
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理想文体的提出，是在论述当代流行的三种文体之后所做的一个小结。理想文体，吸收“三体”之长，扬弃各体之短。如果我们关于理想的文体是非常接近永明体的推断大致不误的话，那么，在萧子显看来，永明体的形成是离不开“三体”的，也就是说，永明体是在吸收“三体”之长，扬弃“三体”之短的过程中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成就的。萧子显所论“今之文章”“略有三体”是：“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源出于谢灵运。“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傅咸、应璩近似此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此体以鲍照为代表。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ｔｉǎｏ＠①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大明、泰始诗坛的状况及其诗风的嬗变，所以关于大小谢山水诗的承转关系，这里就不再加以讨论（注：可参考陈庆元《从“池塘生春草”中来——论谢ｔｉǎｏ＠①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两体的代表诗人分别是谢灵运和鲍照，他们都是刘宋时期的诗人，对萧子显来说都是较为晚近的诗人，而为什么第二体偏偏看中时代较早的魏晋诗人傅咸和应璩呢？我们知道，萧子显论诗十分讲究“新变”，谢灵运一体是江左以来的新变之体，鲍照一体是元嘉以来的新变之体，故被特地拈出。“缉事比类”一体，并非江左、元嘉以来新变体，故不从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晋。如果根据钟嵘所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其根源在颜延之、谢庄，那么，大体上可以认定颜延之和谢庄在近世是此体的代表人物，至少是与此体近似的代表人物。本来文学观念不太相同的钟嵘和萧子显，却在反对过分用事这一点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评得相当激烈。不过，颜延之、谢庄繁密的用事在当时能产生“化之”的效应，恐怕不能仅仅从负面的影响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诗歌发展过程中强调用事，哪怕有时强调得过了一点，是不是仅有百弊而无一利？从曹丕组织编写类书开始，中国古代诗歌便走上自觉用事的时代（注：《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亦可反证曹丕雅好古事古语。）。颜延之等用事繁密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用事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即南朝元嘉诗歌向永明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颜延之诗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强了诗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与谢灵运各自“擅奇”（《南齐书•文学传论》）一时。齐、梁文学家都很重视诗文的用事，《文心雕龙》就特设《事类》一篇加以总结，刘勰云：“综学在博，取事贵约。”颜延之“综学”不可谓不博，而问题却出在未能在“约”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挛补衲”（《诗品序》）或“职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弊。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沈约等人并不像钟嵘那样猛烈指责诗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引）的主张，加上易识字，易诵读，这实际上就是萧子显所说的“言尚易了”。当然，沈约等人也不是学而不博的市井诗人，沈约、谢ｔｉǎｏ＠①、萧衍等永明诗人也都善于积累事典。史传上曾记载沈约和谢ｔｉǎｏ＠①同问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条（详《南齐书•崔慰祖传》），萧衍与沈约争记栗事（详《梁书•沈约传》），萧衍策问刘孝标锦被事（《南史•刘孝标传》），都说明他们学问也并非不博，“在参之史传”方面，本领还是有的，问题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时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钟嵘、萧子显能看到颜延之用事繁密使诗歌失于流畅的不足，沈约等人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一弱点。用事由繁密趋于简洁，钟嵘、萧子显的贡献是在理论方面加以阐发，而沈约等人的贡献则是在实践上进行探讨，这无疑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人们在看到这一进步的同时，不应忘记颜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诗人在用事方面做过的努力。
《诗品》将谢庄与颜延之并称，其实，作为大明、泰始诗人的谢庄，对永明诗坛的重要影响可能是在声律方面。《诗品序》引王融的话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