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还记录了主持树立东巡碑的前后两位定州刺史，一位是“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另一位是“刺史征东将军张掖公宝周”。前者已无可考，后者即《魏书》中提到的秃发傉檀子秃发保周，延和元年自沮渠北凉来奔[18]。秃发保周于太延三年任定州刺史，亦不见于史，赖东巡碑而可知。
三、北魏的御射碑问题
为纪念北魏皇帝演示射术而立的所谓“御射碑”，除了太武帝东巡碑以外，还有文成帝南巡碑和宣武帝御射碑。
文成帝南巡碑虽然额题《皇帝南巡之颂》，但由于同样是为纪念文成帝拓跋浚在灵丘境内的神射而立[19]，故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滱水注亦径称《御射碑》[20]。北魏皇帝因射箭而立碑的，还有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十月，宣武帝从邺城返回洛阳，路经河内，也有一次射术表演。《魏书》卷八《宣武帝纪》：“冬十月庚子，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于射所。”[21]为纪念宣武帝此次射术表演，“群臣勒铭于射所”，所勒之铭，即御射碑。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一有“后魏御射碑”条，称“在今怀州”，并引碑文“惟魏定鼎迁中之十载”、“皇上春秋一十有七”云云[22]。不过宣武帝御射碑，欧阳修《集古录》则定名为《后魏定鼎碑》[23]，理由是碑文中有“定鼎迁中”字样，可见御射碑并不是原碑正式名称，后人或以御射名之，或以定鼎名之。
御射碑不是以上三碑的正式额题，它们却都被后人目为御射碑，原因在于立碑的直接理由是为了纪念皇帝的某一次射箭表演。但是生长于代北的拓跋君主，演习骑射乃经常之事，为什么要为某一次的演示特地立碑纪念呢？据文成帝南巡碑碑阳铭文，文成帝从定州到邺城，“禊于衡水之滨，[尝]射于广平之野”，即使在灵丘南唐河谷地的这处山崖，文成帝“兴安二年尝[拉射]于此山”[24]。为什么偏偏要为和平二年（461）三月的这次“御射”立碑称颂呢？如果说这一次文成帝有超水平发挥，那么对比他平时的正常水平，这种称颂是不是也存在疑问呢？灵丘之射，是文成帝有计划发动的，他主动“诏群官仰射山峰”[25]，随后亲自表演，并立碑纪念。这表明，文成帝有意要把这次射箭游戏发展成为重大的政治事件。
文成帝南巡碑之所谓“南巡”，与太武帝东巡碑之所谓“东巡”一样，都是从平城到邺城，从恒代到河北。对于北魏朝廷来说，以冀州和定州为中心的河北数州，是“国之基本”，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26]。其中邺城尤为重要[27]。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北魏诸帝对河北地区的定期巡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成帝的“御射”，与太武帝的“御射”，都发生在结束巡视从邺城返回平城的路上，地点都在离开平原之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也不应当是一种巧合。从他们的行军路线看，都是从邺城经定州回平城，很可能具体道路都是一致的，即先后经由五回道和灵丘道[28]。即使和平二年三月这一次文成帝不是走五回道到灵丘的，他此前一定多次经行五回道则毫无疑问。也就是说，文成帝及其随驾群臣，不止一次地经过徐水河岸的太武帝东巡碑，对东巡碑一定是熟悉的。可以这样设想，文成帝在滱水岸边的“御射”，其实就是对于太武帝在徐水岸边“御射”的模仿。正是因为东巡碑之名在先，故文成帝的御射碑只好冠以“南巡”之名。
以御射名碑，强调了碑铭对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纪念意义，从而淡化甚至掩盖了原碑真正的名称中纪念“皇帝东巡”、“皇帝南巡”的意义。平城时代，拓跋集团以代北为根据，高屋建瓴地统治河北和其它地区，皇帝的巡视正是这一政治格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拓跋集团出于代北，以征服者而成为统治者。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的平城时代，拓跋皇室及其代北集团成功地由征服集团改造成为统治集团。这个改造的历史过程，就是逐渐减弱军事征服色彩，而代之以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官僚化与文化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方面是征服者，另一方面又是统治者，这构成拓跋集团的身份二元性。御射碑的多次出现，集中体现了这种二元性。御射碑是北魏皇帝完成巡视转身离去时，对此行的一个政治总结。
今所知太武帝东巡碑，是定州地方政权所立，是否出于太武帝本意，还比较难说。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滱水注徐水条：“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岩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岩下，水际又有一碑。”[29]在徐水离开太行山区进入河北平原的这一小段路程中，竟有三碑。《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称此三碑皆北魏所立[30]。这三碑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已无从考证。但认为定州地方政权竖立东巡碑，符合太武帝的政治意图，并且对后来的北魏君臣产生了影响，还是可以成立的。
北魏孝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但为了率导文治，“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31]。尽管如此，他也曾因巡视而留下碑铭。欧阳修《集古录》有“后魏孝文北巡碑”，跋引碑文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临旧京”[32]。赵明诚《金石录》历代金石目录中，亦收“后魏北巡碑”及“后魏北巡碑阴”，自注“太和二十年四月”，当有脱字[33]。孝文北巡碑，应当是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491）北巡平城（恒州）和盛乐（云中）之后所立。这次北巡，是孝文帝迁都后第一次回到代北，也是在刚刚发生反对迁都政策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孝文帝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政治活动。虽然北巡碑今已不存，但此碑关系当时政治甚深，当无可怀疑。从孝文帝北巡碑可知，北魏皇帝出巡并且立碑，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事件，应该从当时政局的复杂背景中寻求理解。宣武帝的“御射”，发生在他结束巡视邺城、返回洛阳的路上。很显然，这也是一次政治活动。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提到东巡碑时，称“中山安喜贾聪书”[34]，这应当是前列东巡碑碑文第十五行文字。贾聪不见于史，大概是定州僚佐。
[1]徐森玉发现东巡碑及有关历史问题，见傅振伦《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98年第3期。但是，傅振伦在另一个地方，又称徐森玉发现东巡碑的时间是1936年春，而不是1935年，见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97页。这条材料承荣新江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2]罗振玉的录文载《石交录》卷三，《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册三，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977-978页；寿鹏飞的录文，载其《易县志稿》，本文转引自林鹏《寻访御射碑记》，《文物春秋》，2001年第6期；傅振伦的录文载《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一文。
[3]罗新：《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同事李新峰先生，研究生林鹄、王抒同学，参加了对东巡碑的调查及随后对古五回道的考察，对我帮助极大，谨此致谢。
[4]林鹏：《寻访御射碑记》，《文物春秋》，2001年第6期。承蒙山西省考古所的张庆捷先生提示，林鹏先生在故乡寻访东巡碑，是受到张庆捷先生成功地清理和研究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启发，因而接受张庆捷先生的委托从事此一调查工作。
[5]罗新：《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6]北图藏东巡碑拓本，据傅振伦《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一文，“1935年森玉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兼职，必以此拓持赠其金石部”，知为徐氏拓本。案东巡碑拓本虽然少见，私人亦间有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