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春秋谷梁学经历了从私学——官学——私学这一演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前期为私学，汉宣帝时为官学达到兴盛，其后至东汉一直处于私学地位。两汉春秋谷梁学私学与官学地位的制度性演替，源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形成的内在互动，春秋谷梁学地位的演变以统治者的好恶为转移。

关键词：学术；政治；内在互动；两汉；春秋谷梁学；命运演替

《谷梁传》是解《春秋经》五传之一，在汉代才有文献定本。汉代前期，《谷梁传》因汉武帝偏爱《公羊传》而处于在野私学的地位，仅在学者内部传授，且习者可数，处境堪忧。至汉宣帝时，在统治者的扶持下春秋谷梁学登上官学的殿堂，出现短暂的繁荣，其后至东汉一直又处在私学地位。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仅对关乎《谷梁传》命运的石渠阁会议以及春秋谷梁学在西汉的传授有所关注，但对其在西汉的升降沉浮与在东汉的衰落及其原因则论之较少。笔者将从长时段来考察春秋谷梁学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以及春秋谷梁学私学与官学地位之间的交替变动，以加深对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的研究。

一

《谷梁传》在汉代地位的升降，与政治关系密切。《谷梁传》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经学，均讲《春秋》的微言大义，在争夺官学地位的过程，先后得到政治权势的强力干

预。据《史记·儒林列传》：“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①]，对《谷梁传》与《公羊传》之间的第一次争夺记载较为简略。《汉书·儒林传》记之颇详：

瑕邱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②]

从该史料来看，《谷梁传》败于《公羊传》，原因有二：一是《谷梁传》经师自身学养之亏缺[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相比差距较大。二是公羊家有占据高位的丞相公孙弘施以援手，必能歆动汉武帝，给予《公羊传》春秋学正宗地位，从此，习公羊学者俯拾青紫，坐至公卿，更能推动学派的发展；而谷梁学在政治“失语”的情况下，习者寥寥，成为在野学派。当然，从史料中也可看到，《谷梁传》隐伏着兴盛的机缘，那就是汉武帝卫（戾）太子的“私善”《谷梁》，如果没有“巫蛊之祸”，《谷梁传》的政治命运可能早就发生转捩。瑕邱江公将《谷梁传》传与荣广、皓星公。荣广得到真传，理论水平大增，史称“广尽能传其（瑕邱江公）《诗》、《春秋（谷梁传）》，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好学者有蔡千秋、周庆、丁姓子孙，其中，蔡千秋还得到皓星公的指授，故谷梁学的水平最高，所谓“为学最笃”[④]。可见，随着《谷梁传》经师学养水平的精进，一方面能吸引后学，壮大队伍，另一方面在与公羊学派私下的理论对决中已占上风。

《谷梁传》与《公羊传》的第二次政治博弈在汉宣帝时。汉宣帝是汉武帝卫（戾）太子的孙子，对乃祖父喜好《谷梁春秋》有所闻，询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三人均是鲁地人，由于地域情感，必然对《谷梁传》有偏爱，“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韦贤等人进言，与汉武帝时习《公羊》出身的丞相公孙弘一样，无疑对《谷梁传》得到统治者青睐起积极的政治推动作用。汉宣帝召见蔡千秋“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这作为《谷梁传》与《公羊传》第二次决战的预演。为取得决定性胜利，汉宣帝“愍其学且绝”，以蔡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官十人教授《谷梁传》，蔡千秋死，征瑕邱江公孙为博士继续教授（此时《谷梁传》还未立博士，瑕邱江公孙被征为博士，从瑕邱江公传申公《诗》、《春秋》，为“《鲁诗》宗” [⑤]来推测，应是《鲁诗》博士。），刘向加入学习，江公孙死，周庆、丁姓再接教鞭，最终完成学业。从时间来说，“自元康中（前65年）始讲，至甘露元年（前53年），积十余岁”，准备是十分充分的；从效果来看，“皆大明习”。

甘露三年（前51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⑥]具体地点，据史载“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论同异于石渠阁。”[⑦]其主要议题是“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公羊传》参与讲论的有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尹推、宋显，内侍郎许广，《谷梁传》有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中郎将王亥各五人，围绕三十多个议题，萧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⑧]，其具体表现：

一是立为官学。参与论辨的周庆、丁姓“皆为博士”，《谷梁传》从此有了专经博士，可以公开设学，有弟子员。如丁姓官至中山太傅，授申章昌，申章昌也征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谷梁传》成为官学，虽有汉宣帝的助力，但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努力，也有时代主题的变化所提供的机缘，如《谷梁传》的宽厚仁慈的“王道”政治思想，有利于纠正吏治苛酷之弊，与汉宣帝时代所提倡的“礼治”精神相契合。

二是学以干禄。《谷梁传》学者尹更始由议郎升为谏大夫、长乐户将，传学于其子尹咸、翟方进[⑨]、房凤。尹咸官至大司农，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官至丞相，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官至五官中郎将，均是习《谷梁传》而至公卿。

三是充当政治话语。西汉时期，官员们在上书或对策中多引用《谷梁传》文以为典据，加强权威性和说服力。汉昭帝时，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讨论“盐铁”问题，他们在议论中均援据《谷梁传》的材料。他们论辨的内容汇集为《盐铁论》。清代学者张敦仁《盐铁论考证》以为“凡此书之《春秋》皆《公羊》”，其说颇涉武断。今人陈苏镇统计指出有两例见于《谷梁传》[⑩]，笔者以为，引自《谷梁传》的材料应为三例。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文学曰：“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出自《谷梁传·宣公十七年》；《备胡第三十八》贤良曰：“《春秋》动众则书，重民也。宋人围长葛，讥久役也。”出自《谷梁传·隐公五、六年》；《刑德第五十五》大夫曰：“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出自《谷梁传·僖公二十六年》。汉成帝久无继嗣，梅福以为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在上书中说：“今成汤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后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后，礼亦宜之。何者？……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11]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被授官宰衡，上书请求“印信”，在上书中引用《谷梁传》“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以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内为职，而无印信，名实不副”，被允准给予“宰衡太傅大司马印”[12]。《谷梁传》之说成为王莽揽权的经典依据。

四是学脉旁分。《谷梁传》在汉初由申公下传徐公、许生、瑕邱江公，江公之下分为三支：第一支是江公子传江（公孙）博士，江博士传王亥、刘向、胡常，胡常传萧秉；第二支是江公传皓星公，皓星公又指授蔡千秋；第三支是江公传荣广，荣广传周庆、蔡千秋、丁姓。其下，蔡千秋传尹更始，尹更始传尹咸、房凤，房凤传侯霸、翟方进；丁姓传申章昌，申章昌传梅福；另外，汉武帝卫（戾）太子从江公私受《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