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昆虫文化现象。有关昆虫的物质文化方面主要体现在昆虫的食用、昆虫的药用、昆虫的养殖、虫害的防治等方面；有关昆虫的精神文化层面主要由昆虫的神话与神化传说、昆虫与文学、昆虫与绘画、昆虫的崇拜、昆虫与民俗等构成。

[关键词]昆虫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现象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昆虫是一种比人类资格更老的生物，它早在三亿四千万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进入全盛期也已有七千多万年。人类的祖先在与自然界中的昆虫发生联系，在实践中发明或发现对昆虫资源的利用，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昆虫除了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相关联外，还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精神生活、民俗活动等方面，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昆虫文化现象，本文对此进行概述。
 
一、物质文化方面
 
昆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最早应该是发生在物质领域，是对昆虫资源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昆虫的食用  据古代传说早期先民过着“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1] 等饮血茹毛的艰苦生活，这里就应当包括对昆虫的食用。在殷周时期昆虫就是当时上层人享用的食品。《周礼•天官》有“祭祀，……蚳以授醢人”、“腵修蚳醢”的记载，“蚳”是指蚁卵，“蚳醢”是指用蚁卵制成的蚁子酱，说明周代已有昆虫食品蚁子酱。《周礼》还记载蝉和蜂是当时帝王宴席的美味。自此之后，昆虫则是历代人美食的佳品。汉魏六朝时除仍食蚁、蝉外，还食用蝗、桂蠹、绀蝶和蛴螬等。《汉书•南粤王传》记载当时南粤王赵佗的贡品就有桂蠹，唐代人颜师古称“此虫食桂，故味辛，而渍之以蜜食也。”蛴螬即地蚕，白色，甚肥嫩，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称其可“杂猪蹄作羹”。唐宋时人还食用蟠虫、天虾等昆虫。元明时期食蚕蛹、蜻蜓、蝗虫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元吴瑞《食用本草》称“缫丝后蛹子，今人食之，呼小蜂儿。”《云南志》载“澜沧、蒲蛮诸地，凡土蜂、蜻蛉、蚱蜢之类，无不食之也。”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对明清之际昆虫的食用记载甚为详尽，中有蜜虎、龙虱、洋虫、棕虫等。清蒲松龄《农桑经》记载当时山东人食用豆虫的习俗，“豆虫大，捉之可净，又可熬油。法以虫掐头，掐尽绿水，入釜少投水，烧之炸之，久则清油浮出。每虫一升可得油四两，皮焦亦可食。” 由上所见，人食用昆虫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古人食用昆虫的方法大多是油炸、煎炒、蒸煮等法。现代人食用昆虫多种多样，山东河北人食用油壳螂、河北人还食用蝇蛆，徐淮地区人则食用蝉、蝗虫、蝈蝈等，云南傣族人盛行食竹虫。云南哈尼人有一道著名的菜，叫“肉芽”，其制作的方法是把新鲜猪肉挂在野外，听任苍蝇在上面产卵，不久，就出现密密麻麻的又白又嫩的蝇蛆。用竹竿敲击，使蛆虫纷纷堕落，收集起来用油炸或碳火烧都可，有特别的香味。随着食虫热的兴起，现今人食用昆虫的种类更多，诸如蚂蚁、白蚁、螳螂、蝴蝶、蛆虫、天蚕蛾、象鼻虫、蟋蟀、蜈蚣等，共约500 余种。这些昆虫都是高蛋白、高营养的食品和保健品。蝗虫、黄粉虫、土元等已开始人工饲养，供食用或饲料，是新开发的蛋白质来源。
（二）昆虫的药用　我国古代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昆虫具有药用价值，可以入药治病。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医书《神农本草经》中就记录了22种昆虫药物，如石蜜、蜂子、蜜蜡、螵蛸、蚱蝉、白僵蚕、石蚕、蝼蛄、莹火等。陶宏景《名医别录》较《神农本草经》增加了白蜡虫、原蚕、土蜂、蜻蛉等9种昆虫药品。集大成者则是明代著名医家李时珍《本草纲目》，它是古代医学的经典之作。李时珍在书中共收药品1892种，比前人新增374种，其中昆虫类就占106种，谓之“虫部”。并将其分成卵生、化生、湿生类型，每种昆虫皆分释名、集解、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对每一味昆虫药物的名称由来，前人的各种观点、药性及主治功能等各方面予以详细论述。直至现代许多昆虫仍是中医治病疗疾的良药。


（三）昆虫的养殖  蚕、白蜡虫、蜜蜂等都是重要的资源昆虫，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养殖利用历史，但以蚕的价值最大、影响力最强，构成了我国古代昆虫文化的重要方面。
1．蚕的养殖  我国古代的蚕桑业十分发达，养蚕历史十分悠久，很早就形成了体系完整的蚕桑文化。根据考古发掘，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半割蚕茧，1958年在距今约四千八百年左右的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丝制品出土，[2] 山西芮城西王村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蛹，陕西神木石峁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玉蚕，河北正定南杨庄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蚕蛹，[3] 河南荥阳青台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丝织物[4]。表明当时不但养蚕，且丝织技术也达一定水平。因此可以推断，我国古代的养蚕始于时期当在五千年以前。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大量出现蚕、丝等象形文字。被现今学者认为是夏王朝历史书的《夏小正》中有三月“妾子始蚕”的记述[5]。《诗经•国风•七月》则是描写当时蚕农采桑养蚕、制成丝织品的情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从诗中可看出养蚕业已经成为女性的专业。《韩非子•内储》说：“妇人拾蚕而渔者握鳣，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也可说明。由于蚕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密切相关，蚕的价值一开始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丝织品成为统治阶层的专享品，所以蚕在古代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养蚕，这是古代养蚕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古代的蚕农们在实践中注重对蚕性的观察，不断总结和探索养蚕技术的经验，并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农书及相关文献都有极为详尽的载记。晋张华《博物志》中有“蚕三化先孕而交，不交者亦产子；子后为蚕，皆无眉目，易伤，收采亦薄”的记述，就是当时人对蚕性的观察。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则对以前的养蚕技术进行了总结，在其卷五“种桑柘”中辑录了前人的养蚕之法，详细地介绍了养蚕的方法及操作技术，包括选种、暖室、温度、卫生、喂食、照明、防雨等，极尽合理。《齐民要术》还收录了《永嘉记》中用低温冷藏培育八辈蚕（亦称八代蚕）的技术，破坏了蚕种的滞育机能，使蚕可以在一年之内连续繁殖多代。以上说明了我国在五世纪末就已经掌握了蚕的一些自然习性和规律，使用土法解决了现代科学技术才能解决的多化性蚕孵育方法的问题。唐代以后的养蚕技术有较大的发展，达到了理论和技术的系统化、规范化，并有一系列养蚕专著的出现。宋代有秦观《蚕书》、陈旉《农书》，元代有司农司《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清代的《授时通考》，等等，这些大型农书系统总结了当时的养蚕技术，对蚕种的选育、制种、给桑饲养、蚕病防治、养蚕工具、禁忌等都有详尽的论述，对当时及以后的养蚕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 白蜡虫的养殖  白蜡虫的分泌物——白蜡是古代主要的制蜡原料。我国用蜡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晋陶弘景《名医别录》中有虫白蜡的利用记载。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邠州、郡州、谅州、唐林州贡赋中有白蜡，说明唐代就有人工养殖白蜡虫。但文献中最早记载是南宋末年的周密《癸辛杂识》，其载：“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自淮间带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桎字未详），树叶类茱萸叶，生水旁，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布作小曩，贮虫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出虫数百，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与煎黄蜡同）。有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亦克用。其利甚溥，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蜡之价比黄蜡高数倍也。”[6] 明清时期的书籍记载白蜡虫者渐多，明汪机《本草录编》、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对白蜡虫的寄主植物、产地、虫的生态和习性、采蜡和制蜡的过程，都作了详尽的记述。现今西南地区仍是我国白蜡的主产区，但以四川品质最优，产量最高，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故有“川蜡”或“川白蜡”之称。


3．蜜蜂的养殖  养殖蜜蜂是取蜂蜜，中国养殖蜜蜂的历史悠久。《诗经•周颂•小毖》中“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就包括有蜜蜂，文献中最早提及蜜蜂是《山海经•中次六经》，其载：“平逢之山……有神人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晋郭璞注：“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清郝懿行疏：“赤疑亦字之譌，……作蜜者即呼蜜蜂，故曰蜜赤蜂名。”说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和养殖蜂蜜了。晋代张华《博物志》有养蜂方法的明确记载，其曰：“远方诸山蜜蜡处。以木为器，中开小孔，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春月蜂将生育时，捕取三两头著器中。蜂飞去，寻将伴来。经日渐益。遂持器归。”[7]是最早记述人工养殖蜜蜂的文献。宋初养蜂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四则有蜜蜂蜂群繁殖情况的记载，“商于兔和寺多蜂。寺僧为余言之，事甚具。予因问：‘蜂之有王，其状若何？’曰：‘其色青苍。差大于常蜂耳’。问：‘胡以服其众？’曰：‘王无毒，不识其他’。问‘王之所处？’曰：‘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其大如栗，俗谓之王台。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王之子尽复为王矣，岁分其族而去。山甿患蜂之分也，以棘刺关于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团如罂，或铺如扇，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则溃乱不可响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堕（惰）而不作’。”[8] 元初鲁明善《农桑辑要》卷七“蜜蜂”、元末明初刘基《郁离子》卷上“灵邱丈人”、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清郝懿行《蜂衙小记》等，都有蜜蜂养殖技术的系统记载。现今，养蜂业仍是我国农村一项重要的传统副业。
4．虫害的防治  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特征的农业大国，古代农业生产除受到风雨雷电和干旱等天灾的威胁外，还受到各种昆虫的危害，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因此历代均重视对农作物害虫的防治。我国从《春秋》始，历代的史书都对虫灾有详细的记载。在诸种农业害虫中尤以蝗虫最为著名、危害最巨，所以灭蝗在古代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殷商时期就有蝗灾的出现，殷墟甲骨卜辞中有不少有关蝗灾的内容，如“癸酉贞：不至？” “乙酉卜，宾贞：大爯？”等，当时是通过祷告神灵和火烤的方法来消除蝗灾。《诗经》中多次提及蝗虫等害虫，如《小雅•大田》有“去其螟螣，及其蝥贼，无害我田稚”句，《大雅•桑柔》有“降此蝥贼，稼穑卒痒”句，螟、螣、蝥、贼都是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尔雅》云：“食苗心，螟；食叶，蟘；食节，贼；食根，蝥。”“蟘”是“螣”的异写，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螣，蝗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蝗虫是食叶害虫，且有相应的防治方法。《春秋》记虫灾始自鲁隐公五年，终至哀公十三年，共发生十五次，其中有十次是蝗灾。所以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治理蝗灾。《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四百余年中发生蝗灾六十四次，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地区及发生的规模及危害情况都有详细的描写，说明当时人们对蝗灾的重视程度之高。《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谴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人工捕蝗的实例。东汉王充《论衡》中则较为详尽技术了汉代的治蝗方法。唐代治蝗最为著名是唐李隆基开元年间宰相姚崇的捕蝗术，姚崇针对山东蝗灾上书唐玄宗提出治蝗对策，采用掘沟捕蝗、火诱扑杀的方法，仅在山东汴州就捕蝗达十四万石的辉煌战绩。宋代皇帝多次颁布捕蝗诏令，《熙宁诏》（公元1075年）是最早的治虫法规。历代朝廷均加以效仿，清代的捕蝗法令最齐备，规定了对官员的奖惩措施。


古代人很注重捕蝗术的发明和使用。唐代以前多采用烧火引诱、捕击、掘沟等方法捕杀，宋代实现了捕蝗术的进步，发明了掘种之法，就是挖掘蝗卵或捕灭幼蝗。南宋人董煟《救荒活民书》对宋代及以前的捕蝗术进行了总结，记载了许多捕蝗方法，将捕蝗技术系统化，详尽介绍了捕蝗的时间、工具和方法，该书还记录保存了最早的捕蝗术手册“捕蝗法”。明代记载捕蝗术最详者是明末著名农学家徐光启《除蝗疏》，主要分“蝗灾之时”、“蝗生之地”、“蝗生之处”、“昔人治蝗之法”、“先事消弭之法”、“除蝗办法”、“后事剪除之法”、“备蝗之法”等内容。清代有关捕蝗术的著作甚多，如陈芳生《捕蝗考》、俞森《捕蝗集要》、陆曾禹《捕蝗必览》、王勋《扑蝻历效》、陈仅《捕蝗汇编》、顾彦《治蝗全法》、陈崇砥《治蝗书》，等等，都对清代的捕蝗实践发挥了指导作用，对蝗虫的生活习性及发生规律的认识更为科学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