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外关系已见诸史籍文献。从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人们可以见到至迟在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走通。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秦”，表明秦国或秦朝的消息已经向西传播。

    汉代是中外关系的开拓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凿空”的就是途经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之路。实际上汉代中外关系的开拓，不仅有绿洲之路，还有匈奴沟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的创辟。许多古代民族参与了东西通道的开辟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各种文明彼此沟通的要求，乃是东西通道开辟的巨大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对峙和纷争的局面，促使这些小王朝和政权为了保存、发展自己而采取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各找出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时期中外交通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绿洲之路的发展、青海道的兴起及海道的成熟。这个时期的中外经济交流相当繁盛，中国与相关各国都希望在经济交流中互补互利。除了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外，那些被称为“胡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印度人、东罗马人，特别是粟特人已成为中西陆上贸易活动的主要中介。他们以洛阳、姑臧(后称凉州，即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广泛活动在新疆及内地淮河以北的各个贸易集散中心。中西间的国际贸易导致西方金银货币在中国一些地方流通，这已为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所证实。

    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有很大发展。隋朝历时虽仅38年，但在中外交通方面却有所开拓。隋炀帝“扬威异域”，多次遣使前往西域和海南，与不少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常俊出使赤土国(位于今马来半岛)，是中国南海航行的重要一步。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唐代的中国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高度发达，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鼎盛时期的唐帝国开创了大一统王朝盛世外交的新局面。在这种宏观条件下，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兼容并蓄地吸收各种异域文明的雅量。在唐代，经由陆路或从海道来往于中西之间的，有使节、贵族、商人、僧侣、学者和艺人，还有征战的军人、随军的工匠以及难民和奴婢。他们是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其中有些人还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玄奘、义净、杜环、苏来曼，是当时的大旅行家。《大唐西域记》则是世界历史上声誉很高的游记之一。

    经济交流中最活跃的是“胡商”。他们来华，集中活动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输入香料、药物、珠宝、珍奇、毛织物等等。在海道发展的情况下，广州开始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8世纪初，唐在广州创设了市舶机构。从8世纪中叶起，中国陶瓷经由海道开始大量外销。陶瓷之路的兴起，是唐代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一大特色。科学技术的交流方面，唐代也远胜于前代。主要是炼丹术、造纸术的西传；印度天文历算、医学、制糖法以及与本草有关的许多植物的传人。

    从世界范围看，宗教是中世纪文化主要的和集中的表现形式，它又是具有某种排他性的文化表现形态。唐代诸种宗教纷纷传人中国，并都找到立足之地，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除佛教外，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纷纷传人中国，并留下不少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人誉为世界石刻之王。

    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并未因朝代的更迭而受到影响。北方的辽夏金诸王朝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只能经由陆路与西域往来。北宋可以在陆上和海上与朝鲜、日本及西方交往；而到了南宋，由于熙、秦等州均落人金人手中，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因此而便断绝。

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发展，又有了值得重视的新内容。中国发明的船舵大约在10世纪时传到阿拉伯文化区，稍晚些时候罗盘也传到西方。从9世纪起，埃及制陶业已模仿唐三彩制作多彩釉陶器，随后又开始烧制模仿白瓷、青瓷的陶器。受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波斯出现了波斯三彩、白釉蓝彩陶和青色陶器。中国的茶叶在10—12世纪可能经由于阗传至波斯、印度。从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可以看到中医最初西传的内容。此外，有关东方十二生肖纪年的记载也传至阿拉伯地区；中国古代算术中的“盈不足术”也在此时经由阿拉伯传至欧洲。至于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可举述如下：唐末五代时李珣撰成的《海药本草》记载了许多海外的药物。先已传人新疆的西瓜由辽人传到华北，金时由宋人传到南方。镔铁的制造在金元之际传至中原。在天文历算和占星术方面，伊斯兰教的希吉来历法已于宋初传人中国；从敦煌写本中的“星命课文”可以确知，至迟在974年，波斯占星术也已在中国行用；辽墓中的星图壁画已将二十八宿与来自西域的黄道十二宫绘制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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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下面从考古学角度选择若干重要实物遗存，以勾画出各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一)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交流篇章

    (1)秦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

    这里所述西方的地域，包括了中亚、西亚以及远至北非、欧洲等广大地区。

    据考古发现，在德国斯图加特市西北的一座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里，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可见中国丝绸制品早在战国时期就远销欧洲。这些丝织品应该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到中欧的。

    就中国而言，当时中外关系的开拓与国势的强盛密切相关。汉武帝依靠强大的国力，在陆上和海上都采取进取的政策。河西四郡、西域都护、西南诸郡(犍为、益州、永昌)以及北部湾沿海诸郡(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的设置，既是汉代国势伸展在行政地理上的标志，又是中外交通开辟的凭借和保证。

    在汉代，中原地区同西方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陆路也就是“丝绸之路”进行的。除此之外，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路也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位于中亚地区的新疆，为古代西域的一部分，在汉代这里是中西文化传播的通道和汇聚点，当地出土的汉代遗物既有属于汉文化的，又有属于印度、波斯和希腊文化的，还有东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中西海路在汉代已经创辟。从考古发现来看，秦汉时期中国船舶已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航行的能力。居于中西海路上的印度康契普拉姆市附近的古海港，曾繁荣了几个世纪，从遗址中出土的我国宋代瓷器说明这个古海港约在12～13世纪之后才衰败的。

    中西海路上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位于越南南部的海港遗址一一奥高。其使用时代为2～6世纪，所在地域属于当时扶南国的范围。这里出土的小型铸像，相貌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奥高发现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汉式菩萨像。因为菩萨在印度、西域均为男性形象，到了中国才变为女性。所以这里发现的女菩萨显然来自中国。出土的中国文物还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残片。在奥高发现有152～180年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正是汉文史料提到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在位时发行的。另外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在中国东南沿海汉晋古墓中屡有发现。这些来自中国内地、印度、罗马的出土遗物向我们揭示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位于中南半岛的奥高海港遗址是罗马与中国进行海路交往的一个重要中继站。①

    在这个开拓时期，中国输出的货物有丝麻织品、漆器、铁器、软玉、釉陶和装饰品。丝绸是西方各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罗马时代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喜爱穿着丝绸服装，这在造型艺术中有明显反映。②从西方经西域传人中国的物品有葡萄、苜蓿、安石榴、芝麻、核桃、蚕豆、芫荽、大蒜、胡椒及各种香料；另外，有各种毛织品、珍贵毛皮、良马以及珍禽异兽等。在汉代的造型艺术、音乐舞蹈、杂技以及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