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却又在业已成熟的官僚社会中滋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模式。中古社会的礼仪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矛盾中递进，书体的变化也是如此。不过，形成两纸或多纸的“别纸”并不是以往复书的简单重复，而是有着实际内容并有着自己的规格，从而体现着时势的特殊要求。所以，进入宋代以后，别纸仍然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出发，别纸的频繁使用显然不能认为完全是一种书信形式的倒退。

[1]《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2]宋家钰、刘忠编《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263—281页。
[3]《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4]《中国史研究》2001年3期，69—71页。
[5]《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定书仪镜》题解，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371—374页。
[6]《敦煌学集刊》1999年1期，105—114页。
[7]按萧顺之死于永明八年，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七，标点本4296页。
[8]李正宇《曹仁贵归奉后梁的一组新资料》（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使资料》第十一辑）首提出这件文书的年代在后梁贞明中，留后是曹仁贵（议金）。之后，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也同意这一说法。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则认为留后是曹元德。笔者认为留后是曹元深，将于另文详论，故此处不再赘述。
[9]详《资治通鉴》卷二五八，中华书局标点本8399—8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