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典问题与多元视角(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种形式的文学研究,其对象都是对文学现象和历史变迁进行具体的考察,而不能本末倒置。对象本身决定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在经典问题上,保持多元视角之间的张力是必要的,或许也更符合现代社会中文学活动的实际。
这里有必要反省“经典”一词所蕴含的多元意向。从根本上讲,经典一词既有传统的视角,又有现代的复杂性;既保存了传统的意向,又保持了革故鼎新的冲动。经典关系到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并且关系到教育和认同。这里不妨作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传统的经典观强调的是“过去活在当下”,圣人的微言大义在今天余音不绝,但有待知音领会、生发和阐释。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世界的本原、道理和秩序是通过圣人及其圣典而表现、阐明和弘扬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内涵上,这些圣典“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所以,在功能上,它们自然就能“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其文辞能鼓动天下,使道本身能得到显现和延展。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文化和文学是在机器印刷媒介、大众传媒及电子媒介,乃至网络媒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阅读已不再局限于几部“经典”或“圣典”,阅读的内容也有了极大的扩展,社会思想也渐趋丰富和多元,所以,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日渐多元化。本雅明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文学经典具有一种“灵韵”效果,而到了现代机械复制时代“灵韵”消失了。虽然本雅明从理智上肯定这一历史的走向,但从其描述中却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微弱的伤感6。
现代社会最不乏革命反思和体制创新的冲动,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底色”,并不时起到主导作用的,仍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样看来,即便在现代社会,文化守成、看护文化的思想也值得关注和理解,因为在他们那里往往显现出独到的思想张力。他们虽身处现代,却鼓吹要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在他们看来,那种探讨“生活目的”、没有经过现代“分工”污染的“经典”,恰恰是当代教育所必需的东西:“那些书包含着许多对人的自然最深刻的反思,与它们的接触是富于启发的知识和道德经历,它们对那些被带进来的人有巨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是训练阅读一些位于伟大传统中的著作,这个传统可以给他们严肃的而非假冒的整全性的模型。这些书能把各种研究整合起来并将它们与生活的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这种书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就它们使读者涉入对过善好生活的关怀而言。……这些书不应该作为文学、政治学或史学的组成部分来学习,而是将它作为对所有这些都有益的书来学。……我们的年轻人……本可以接近过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为荣的典范,但他们却没有被教会认真地去对待它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充满活力的可能性一样。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7这是那位在1987年发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对美国教育提出最尖锐批评,引发最大争议的阿伦·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召唤。他鼓吹的自由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或古典的教养教育。在布鲁姆看来,所谓教育其根本在于温故而知新,在于研习经典——这些经典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而这种自由教育是针对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一剂良药,因为后者必然带来妄自尊大、平庸媚俗、狭隘浅薄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院精神。显然,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是需要仔细检讨的,但它对经典和传统的重视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总体上看,现代以来,人们对于经典遵循的是一种“选择的传统”,亦即基于时间意识,根据各自的视点和趣味而做出取舍。经典的变迁和传播过程,其实如同英国左翼学者威廉姆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理解的文化变迁过程一样,也是一种包含着残余的、主导的和刚刚兴起的因素的过程,它们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不断衍变8。也就是说,经典并非永恒不变,不仅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断裂的。当然,这种选择和取舍都必然涉及到具体社会进程中的权力机制。
现代经典观侧重“选择的传统”,但这种选择经典的过程因人、因时、因地也呈现左、中、右之差别。保守主义人士的主张大致如上所举。而自由主义人士则认为,所谓经典其实是现代社会全面进行理性分工之后,广大民众根据自然权利和自身趣味进行选择的结果,一切都在自然的扩展和选择之中,包括市场、权力甚至传统的选择。左翼人士的经典观一贯强调历史的优先性,文学处于历史之中,经典亦在历史之中,没有可以逾越历史的经典。如果有之,它们也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回望中的古希腊的童趣,而它们的兴衰宠辱只能由历史、由社会的变迁所决定,而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生产模式”。至于文学的奥秘和真相,以及人们在当代如何理解文学或经典,则有必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主符码才能把握。因为左翼人士相信,生产模式这个主符码“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生产模式的概念可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而把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或“语言交流”、某些弗洛伊德主义和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自由”、现象学的“暂时性”、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潜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式的“人文主义”等兼容其中9。
当代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可以催发对文学史的重新检查和理性反思,可以发现更全面的社会和更真实的历史,发明一种更健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比如在现代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探讨、90年代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以及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增进了人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认识。又比如有学者通过对经典确立的标准、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和制度,以及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和难题的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史一直存在着经典的变迁,这种变迁背后就存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工程的想象及其各种世俗权力的干预10。在对经典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但文化研究内部非常复杂,因此,要力避体制化和教条化,以免在时髦的政治化或商业化浪潮中放逐了文学。在探讨经典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必要的兼容的眼光和思维的张力是最可宝贵的,这样,才能避免在当代的醉眼中把经典独有的思想、价值和教育都驱除得无影无踪,把传统看守的文化都付与历史风尘中。
1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中译本序,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6页。
3 青春文学的突出体现,可以新世纪以来“新概念”作文大赛扶持和培育下的青少年文学为代表。
4 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5 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6 参见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A.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7页。
8 R.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p.66～69.
9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载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0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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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反省“经典”一词所蕴含的多元意向。从根本上讲,经典一词既有传统的视角,又有现代的复杂性;既保存了传统的意向,又保持了革故鼎新的冲动。经典关系到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并且关系到教育和认同。这里不妨作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传统的经典观强调的是“过去活在当下”,圣人的微言大义在今天余音不绝,但有待知音领会、生发和阐释。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指出,世界的本原、道理和秩序是通过圣人及其圣典而表现、阐明和弘扬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内涵上,这些圣典“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所以,在功能上,它们自然就能“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其文辞能鼓动天下,使道本身能得到显现和延展。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文化和文学是在机器印刷媒介、大众传媒及电子媒介,乃至网络媒介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阅读已不再局限于几部“经典”或“圣典”,阅读的内容也有了极大的扩展,社会思想也渐趋丰富和多元,所以,人们对经典的理解日渐多元化。本雅明认为,在传统社会里文学经典具有一种“灵韵”效果,而到了现代机械复制时代“灵韵”消失了。虽然本雅明从理智上肯定这一历史的走向,但从其描述中却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微弱的伤感6。
现代社会最不乏革命反思和体制创新的冲动,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底色”,并不时起到主导作用的,仍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样看来,即便在现代社会,文化守成、看护文化的思想也值得关注和理解,因为在他们那里往往显现出独到的思想张力。他们虽身处现代,却鼓吹要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在他们看来,那种探讨“生活目的”、没有经过现代“分工”污染的“经典”,恰恰是当代教育所必需的东西:“那些书包含着许多对人的自然最深刻的反思,与它们的接触是富于启发的知识和道德经历,它们对那些被带进来的人有巨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学生最需要的东西是训练阅读一些位于伟大传统中的著作,这个传统可以给他们严肃的而非假冒的整全性的模型。这些书能把各种研究整合起来并将它们与生活的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这种书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教育,而且是道德教育——就它们使读者涉入对过善好生活的关怀而言。……这些书不应该作为文学、政治学或史学的组成部分来学习,而是将它作为对所有这些都有益的书来学。……我们的年轻人……本可以接近过去的所有思想及其引以为荣的典范,但他们却没有被教会认真地去对待它们,就像对待他们自己充满活力的可能性一样。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制的问题。”7这是那位在1987年发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对美国教育提出最尖锐批评,引发最大争议的阿伦·布鲁姆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发出的召唤。他鼓吹的自由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或古典的教养教育。在布鲁姆看来,所谓教育其根本在于温故而知新,在于研习经典——这些经典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而这种自由教育是针对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一剂良药,因为后者必然带来妄自尊大、平庸媚俗、狭隘浅薄和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院精神。显然,这种保守主义立场是需要仔细检讨的,但它对经典和传统的重视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从总体上看,现代以来,人们对于经典遵循的是一种“选择的传统”,亦即基于时间意识,根据各自的视点和趣味而做出取舍。经典的变迁和传播过程,其实如同英国左翼学者威廉姆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理解的文化变迁过程一样,也是一种包含着残余的、主导的和刚刚兴起的因素的过程,它们互相竞争,互相影响,不断衍变8。也就是说,经典并非永恒不变,不仅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断裂的。当然,这种选择和取舍都必然涉及到具体社会进程中的权力机制。
现代经典观侧重“选择的传统”,但这种选择经典的过程因人、因时、因地也呈现左、中、右之差别。保守主义人士的主张大致如上所举。而自由主义人士则认为,所谓经典其实是现代社会全面进行理性分工之后,广大民众根据自然权利和自身趣味进行选择的结果,一切都在自然的扩展和选择之中,包括市场、权力甚至传统的选择。左翼人士的经典观一贯强调历史的优先性,文学处于历史之中,经典亦在历史之中,没有可以逾越历史的经典。如果有之,它们也只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回望中的古希腊的童趣,而它们的兴衰宠辱只能由历史、由社会的变迁所决定,而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则是“生产模式”。至于文学的奥秘和真相,以及人们在当代如何理解文学或经典,则有必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主符码才能把握。因为左翼人士相信,生产模式这个主符码“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有语义的优先权”,生产模式的概念可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而把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或“语言交流”、某些弗洛伊德主义和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和自由”、现象学的“暂时性”、荣格或神话批评的“集体潜意识”、各种伦理学或心理学式的“人文主义”等兼容其中9。
当代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可以催发对文学史的重新检查和理性反思,可以发现更全面的社会和更真实的历史,发明一种更健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比如在现代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探讨、90年代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以及近年来对当代文学经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增进了人们对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认识。又比如有学者通过对经典确立的标准、经典重评实施的机构和制度,以及当代文学经典重评的焦点和难题的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史一直存在着经典的变迁,这种变迁背后就存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新文化工程的想象及其各种世俗权力的干预10。在对经典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文化研究大有可为。但文化研究内部非常复杂,因此,要力避体制化和教条化,以免在时髦的政治化或商业化浪潮中放逐了文学。在探讨经典问题的过程中,保持必要的兼容的眼光和思维的张力是最可宝贵的,这样,才能避免在当代的醉眼中把经典独有的思想、价值和教育都驱除得无影无踪,把传统看守的文化都付与历史风尘中。
1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中译本序,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6页。
3 青春文学的突出体现,可以新世纪以来“新概念”作文大赛扶持和培育下的青少年文学为代表。
4 昂热诺:《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5 温儒敏:《文学史的视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6 参见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许绮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A.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秦露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27页。
8 R.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p.66～69.
9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载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0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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