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下）(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 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 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
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
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
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
”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
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
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
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
”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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