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李鸿滨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全书由绪言、正文十章及附录组成。

　　在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唐前期的成果相对较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有关政治史的史料较为完整，同时也因为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所作出的勾勒和解释极具启发。唐后期的政治史的研究状况与此正好相反。因此，许多学者虽然对陈先生关于唐后期的解释和勾勒多有不同意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更合理的勾勒和解释。这一方面为后学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同时也说明这一研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从近几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出现了从唐前期向唐后期转变、从敦吐研究向唐研究转变的趋向；对唐史研究来说，这无疑是可喜的。
　　在唐后期的研究中，藩镇、宦官和党争是三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在没有出现令人信服的、对这些问题作出通盘解说的著作之前，进行专题性或个案性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就藩镇问题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全面认识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其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藩镇进行个案研究。朔方军无疑具有这种个案研究的价值。同时，朔方军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西北边地），使它与游牧部族关系密切；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成为研究的重点。李鸿宾先生选定朔方军，同时又以“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为副题，可见其眼光。
　　朔方军因地处游牧部族杂处的唐朝边地，而使其军事地位异常重要；安史之乱的发生，又使它得到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契机。因此，朔方军历来受到史家的重视。但是，诚如李鸿宾先生在“绪言”中对已有成果所作的总结那样，此前还没有出现过“研究这支军队的专门著作”（第5页）。更重要的是，就专门研究而言，此前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范围还是在研究深度上，都还存在很大不足。即以作者所引述者来说，如王永兴先生的两篇论朔方军的论文，讨论的时限基本是唐前期，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朔方节度使所辖地区的民族迁徙及分布、所统军数、节度使人选等。樊文礼先生《唐朔方节度使略论》虽然从朔方军的设置时间和管辖范围、兵源兵力、财源、两次立功和叛乱、衰落及影响等五个方面对朔方军进行了勾勒，但仍有许多方面语焉不详，且全文叙述重而论说轻。安彩凤先生的《试论唐朔方军的历史作用》从捍卫边疆、平定内乱、恢复发展生产三个方面概述其作用，更是作者的归纳和总结；至于这种概括是否全面，以及这些作用所能说明的问题，则还需进一步探究。因此，全面地、如此细致地勾勒朔方军的发展变化，并对其变化的契机及原因作出如此详尽的论述，本书可说是第一次。
　　全书是围绕着一个变化、三个重心来展开的。“一个变化”，就是作为安史叛乱以前，边地的一个受朝廷重视并不断得到加强的节度使，经过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到此后不断受到分割、削弱，以至最后成为京西北边防中一个普通方镇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与当时唐朝廷对内、对外政策（或者说唐朝廷的内外形势）是一致的。对这个过程的勾勒以及对其原因的探讨，深化了朔方军的研究，使我们不必只是泛泛地谈朔方军，或者泛泛地将朔方军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作前后两期。“三个重心” ，第一是三受降城的修筑。中国古代中原政权的北方边防，主要需凭藉长城，而唐代却没有像隋代那样屡屡修筑长城。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无论其结论如何，都很富启发性。第二是仆固怀恩和李怀光之叛。第三是唐后期京西北防御体系的调整和确立。在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多有作者心得之处，如在讨论朔方节度使的人选时，作者指出“汉姓之充任朔方使不是对朔方军自身的调整或安排（或者不是主要地表现在这个方面），而是朝廷内部各种关系协调的结果”（第150页）。如对仆固怀恩的叛逃，作者强调了当时朔方军中胡族军将在受到朝廷削弱时，表现出的民族认同心理的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第175页）关于安史之乱结束后宦官在削弱朔方军所起的作用时，指出：“肃、代二朝宦官对朔方军节度使的干预和刁难，决不是宦官个人的行为，而是反映了中央政府鼓励朔方军发展扩大政策的结束，代之以限制和羁控了。”（第225页）在论述朔方军的分割时，指出“京西北八镇的形成与朔方节度使的下降是同时进行的”（第236页）；“神策军的完善也在德宗贞元年间，这说明神策军与西北防御格局转换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第239页），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很中肯，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唐后期整体历史的把握和理解，使这一课题从以史事叙述为主转变为深入的研究。
　　当然，本书对一些问题所作的分析，我们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对宪宗末年的吐蕃攻唐（第八章第二节），作者反驳了从唐蕃关系角度所作的解释，而认为虽然宪宗从未能将收复河陇付诸实施，但吐蕃一定知道他的这一图；这一“企图可能更直接刺激了吐蕃人的神经”（第283页），于是才有攻唐之举。此论恐怕过于求新了。与此相关，作者在解释唐蕃关系时，更强调唐朝对京西北防御体系的调整，而将吐蕃内部的变化置于次要位置。我想，唐蕃之间的攻战与讲和，最主要是由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单方面的备战或攻伐，其结果一定要受到双方力量对比的制约。唐朝的防御力量如果没有大到足以有效遏制吐蕃进攻的程度，吐蕃不会不进攻；如果吐蕃发生内乱，即使唐朝的防御力量差一些，吐蕃的进攻势头也会减少很多。因此，分析要尽可能具体和全面，结论要尽可能中肯。
　　中国传统的文献，对政治史记载相对比较完备和详细，这一方面为我们治政治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我们不能仅仅将有关材料罗列出来即告完成，而是要通过分析、解读史料，勾勒出它发展的过程、变化的契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原因（而不是泛泛地或抽象地归纳一些放到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无不可且难以证实的因果关系），要探究史事之间的联系，要关注并能具体论证出史事的意义所在。这样的政治史，才是具体的、鲜活的、有机的，才具有联系成一体的整体性。
　　作者对朔方军的研究，是个案式的研究。个案研究最大的优点是能将个案系统、深入、细致地展现出来。这是综合性研究所难以作到的。本书正使我们对朔方军的成立、发展变化的过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作为个案研究，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个案研究又有它难以克服的缺点，即此个案本身与其它方面的联系很难同时得到充分的论证。
　　朔方军的成立是当时西北边地形势变化的结果，这与安史乱前，边地其它节度使出现的背景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过程和所防御的具体对象不同而已；它的发展、它与蕃兵胡将的关系，似乎也很难使它同其它边地节镇截然分开。它最具特殊意义的作用，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在平定安史之乱期间。安史之乱之后，随着节镇军队的地方化，随着朝廷因此而不得不重新组建的中央军队的出现，朔方军的作用的降低即是意料中事；此时的朔方军在政治上的作用，已远不能与河北周围及运河沿线的节镇相比了。作者在全书的章节安排上，只有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有“简短的结论”或“馀论”一节，而全书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我想其原因可能正是因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朔方军不大可能有什么可说的吧。当然，以上三节也具有全书“总论”的意义，如第八章第三节“简短结论”，实际上是对朔方军整个变化的概述（第273—275页），而第九章第四节“馀论”和第十章第四节“简短的结论”，更是进一步的归纳：“朔方军在唐朝的发展历程，其地位升降蜕演，本质上是唐朝政治变化的反映。”（第308页）“可以说，朔方军的强盛，足以说明唐朝的强大；朔方军的下降，也反证唐廷力量的萎缩；到朔方军不再频繁见于史籍之时，唐廷也就陷入内乱混争，终至消亡。”（第334页）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能起到昭示朝廷盛衰作用的，恐怕不独朔方军。同时，它所昭示的情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如作者所言；一种则是相反，某支军队很强而朝廷却很弱，比如唐末的宣武军，那是预示着要改朝换代了。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掌握和吸收，近来是被视作关乎学术规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被提出的；其目的可能主要是为了防止抄袭或重复劳动。但我以为，目前有些著作在这一方向上走得似乎有些远了。如果一位作者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只要对已有的研究状况已经掌握，那么在写作时他不必全部将现有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一一罗列；或者更极端地说，只要作者能保证自己既没有抄袭，也没有作重复劳动，我们自然不必去追究作者对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成果全部掌握与否。道理很简单，即使他掌握了相关成果，一旦出现抄袭，不会因为他对研究成果的掌握，学界即不予追究。因此，目前许多著作不厌其烦将相关或相近的成果一一罗列，不仅浪费笔墨，使自己的著作有变成“综述”的危险，更严重的是，对已有成果的大量综述，会淹没自己的研究心得；因为从数量上说，“心得”的表达总是比对已有成果的综述要少得多。大致而言，在两种情况下，必须标注：一是自己的研究是以某人的成果为基础来展开的（对某人观点的反驳，亦属此类），二是将某成果作为已知的知识或常识加以叙述时。将未知变成常识的过程，也正是作为公器的学术的发展过程。对上述第二种情况来说，如果变成为学界共识，则将来的研究者在叙述所及时即可不再标注。
　　对已有成果掌握得全面和吸收得充分，是本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作者在“后记”中说自己对海外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也是少而又少，所以本文的评述，也只好仅以大陆的研究成果为标准；至于海外的情况，则另待高明）。与朔方军研究直接相关者自不待说，叙述所及的问题，也一一开列相关成果。这对读者当然大有好处。但我以为有些偏多。比如第五章第二、三节，论述“仆固怀恩之叛”。作者认为，除了大家所重视的朝廷对军将的猜忌这一因素外，民族认同心理也是仆固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作者的心得；围绕这一心得进行论证即可，大可不必详细征引诸家意见。
在叙述方面，本书也略嫌枝蔓和拖沓，比如关于朔方军成立的叙述。作为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对一些背景或承转起合，应尽可能少而简短；要尽快切入主题，围绕自己的心得展开论证。这是区别于综合已有成果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最本质的一点。同时，要围绕主题，与主题相关但不是自己有心得的地方，也要尽可能少或干脆不予叙述，比如第八、九章关于西北边地的形势，相对于朔方军而言，似有喧宾夺主之嫌。
　　书后所附“参考书目”之二（即研究著作）的设计欠妥。首先是排列方式不便于检核；不如以作者为经，以音序或笔划来排列作者，将同一作者的著作再以时间为序尽予列入。这不仅眉目清楚，还可以减少一些失误，比如第253页注[76]，将Edwin G·Pulleyblank标出音译为“普利布兰克”，而第132页注[57]采用“蒲立本”。另，书目中既已标出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及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似乎不必再标列《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选编。其次，书目中只有“书”而没有论文，使作者在各章末所附注释引述的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重要论文均不见于此书目，比如作者在“绪言”中提及的与朔方军研究密切相关的几篇论文中，除王永兴先生的两篇论文因收入其论集而见于参考书目外，其它如樊文礼的《唐朔方节度使略论》、安彩凤的《试论唐代朔方军的历史作用》、黄利平的《唐京西北藩镇述略》等均不见于参考书目。同时，参考书目中收入了以书代刊的论文集，如《民大史学》、《中国古代史论丛》等，但读者并不能因此而得知作者所参考的究竟是哪些论文；其次，收入这些论集而不收书中频频征引的期刊，更有取舍标准不一之嫌。
　　本书在排印方面，错字不少。如樊文礼一文发表于1988年（“绪言”注[14]），而第247页注[22]、第248页注[31]误排作1998年，等。
　　本书对朔方军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以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掌握、梳理和吸收，使它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朔方军，乃至唐代藩镇、特别是唐后期的西北藩镇的一个重要基础。此处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未必妥当，请鸿宾先生及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