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讨论于阗文资料时，根据R.E.Emmerick教授的英文译本，把于阗文《赞巴斯塔书》（The Book of Zambasta）第二十二章，即于阗文本《弥勒授记经》全部翻译成汉语，还加了一些Emmerick原书所没有的注释，对中文读者十分方便。我想，如果季先生把全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都译成汉文，集中出版，对于国内研究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戏剧的学者，都是十分有益处的。
　　读完季先生的这部大著，掩卷沉思，不由得浮想联翩。
　　自从1983年开始，季先生就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除了在组织上和指导思想上推动敦煌学的健康发展之外，季先生还身体力行，以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新疆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文献，理所当然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从八十年代初以来，国内学人把敦煌学看作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奋起直追，希望在敦煌学领域里打个翻身仗。现在看来，中国学者在主要利用汉文史料从事研究的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历史、经济、法制以及敦煌本地历史地理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必再“伤心”了。但让人忧心的是，敦煌学的范围极其广泛，我们在佛教、道教、摩尼教方面，在于阗语、粟特语、藏语文献方面，都和国际学术水准相距甚远，而国内庞大的敦煌学研究队伍中，仍然有许多人固守那些汉文世俗文书，炒冷饭，使得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正在日益走进困境。
　　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上，季先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种看法获得国内敦煌学人的认同，但要真正去体认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不妨读一读季先生这部英文著作。季先生以古稀之年，克服重重语言障碍，用国际通行的英文，解读“天书”般的吐火罗语文献，在向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域古代语言文字中心的德国出版这本专著，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
　　我总是觉得，在季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学术传统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他以中国人文精神，感化我们奋发向上；他用欧洲学术传统，教导我们精湛谨严。

 

注释：
[1] 参看拙文《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文化读书班”侧记》,《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年7月, 241-245页。
[2]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前期研究成果，是因为本书第17页“焉耆写本残卷的前期刊布”只列出八篇，尚不足以代表季先生工作的全部。我曾在《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载《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 北, 1991年）一文598页注[78]中列举了十一篇，以后在把这篇文章转成英文“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 交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祝寿文集（De Dunhuang a Istanbul, Hommage a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ed. by Louis Bazin et Peter Zieme，Brepols 2001）发表时，又增补了若干，以便让西文读者全面了解季先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