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学术界有关《中国通史（彩图版）》（以下或简称《通史》）的批评和反批评风生水起，颇为引人注目。事情是由王曾瑜先生的一篇批评文章引起的。在这篇题为《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的文章中，王先生不仅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书中的某些讹误之处，而且指责主编戴逸先生“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空头主编”、“没有学问”，云云。批评者据此判定《通史》一书为“学术垃圾”，编写人员为“滥芋充数的南郭先生辈”，主编更是“不懂装懂”、“招摇撞骗”的学术“骗子”。显然，批评者的矛头不仅对着《通史》其书，而且对着编写之人，特别是针对着主编戴逸先生；并且，不仅全盘否定书，还一棍子打死人。这样的批评，就不免有悖实事求是的学术准则了。
在对主编戴逸先生的批评指责中，有一顶很大的帽子，叫做“没有学问”。这顶帽子是批评者借已故前辈学者张政烺先生的名义扣在戴逸先生头上的，其根据是：“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戴逸先生究竟有没有学问，其著作、论文等诸多研究成果俱在，学术界以及广大的读者自有公论；在此，笔者仅就《四库全书》研究以及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和实际情况谈些自己的看法。
 
其一，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是“没有学问”。稍具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四库全书》不是一部普通的书，而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至今（指修书的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可以说，它集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因此，历来被誉之为“典籍总汇，文化渊薮”。那么，任何个人，是否能够 “读完”这部大书呢？我们不妨略加分析。
首先，从《四库全书》本身的“量”，亦即它的卷帙和字数来看。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例。据统计，全书共3503种，79337卷，36277册，6144函，103架，2291100页。[1]按照《四库全书》的抄写格式，每半页8行，每行21字，每页就是336字。全书共有2291100页，合计为769809600字。也就是说，全书将近7亿7千万字。即便根据当年四库馆臣计算的实际字数，其数量也在7亿3千万字以上。[2]如果我们参照宋代太宗皇帝的读书计划，每天读3卷，按文津阁《四库全书》79337卷的数量来计算，需要读26446天，也就是72年又5个半月。若从字数来统计，3卷大约是3万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从10岁开始阅读，一天都不休息，并且任何事情都不干，每天读3卷亦即3万字，一直要读到82岁，才能全部读完。显然，这样艰巨的读书计划，任何人都难以做到。
上述情形，还仅仅是就《四库全书》的数量而言。如果进而从它的“质”，也就是其所包涵的内容来看，所谓“四库”者，经史子集四部也。在中国目录学乃至学术文化史上，自唐代《隋书·经籍志》确立四部分类体系，用以囊括历代典籍之后，中国的传统学术也随之划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分。乾隆帝之所以为这部大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就是因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3]。可以说，四部之分合，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要全部读完《四库全书》，就意味着要涉猎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穷尽中华民族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这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难以企及的。
事实上，从《四库全书》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尾地读完这部大书。以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为例。陈先生曾主持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并以近10年的时间研读《四库全书》，撰写了《编纂四库全书始末》等一系列论著，开创了20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的新局面。然而，尽管陈先生为《四库全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因此而被公认为《四库全书》研究的奠基人，他也从未说过自己曾“读完”《四库全书》。就此而言，说谁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是“没有学问”，这样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其二，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不能指导学生研究《四库全书》。如上所述，任何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都不可能涉猎中国古代所有的学问，穷尽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那么，是否就意味着不可能指导学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从原则上来说，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工作，最主要的是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读书治学的途径和方法。就此而言，除要求学生完成必要的课程学习之外，主要是通过读书，尤其是通过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实践来完成的。对学生学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领域，导师应当有相当的了解，以做好学术指导和学术把关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要求导师对某一具体问题所涉及的文献典籍都必须读完，才能指导学生对此的研究，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再就《四库全书》的研究而言，按照批评者的推论，如果没有“读完《四库全书》”，就更不能对《四库全书》进行研究了。这同样是毫无道理的。《四库全书》作为古代典籍的总汇，传统文化的渊薮，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穷尽；但任何个人都可以就其中的某一方面、某个问题作自己的研究，所谓浩瀚学海，取其一瓢饮之而已。正是因为如此，自《四库全书》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四库全书总目》纂成问世迄今的两百多年间，对它们的补遗、考证、纠谬、续修、影印乃至研究等各项举措始终未曾中断。特别是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86年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本之后，在海峡两岸掀起了“四库热”，有关研究进一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据不完全统计，两百年来所发表、出版的有关《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论著达1000余篇（部），堪称硕果累累。正是这诸多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问题、不同着眼点所作的研究，不仅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四库学”，而且为人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四库全书》，客观评价《四库全书》，以及更好的发掘、利用《四库全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事实。
 
其三，关于戴逸先生“叫人家做《四库全书》”的具体情况。批评者借已故前辈学者张政烺先生所说的这件事，应当是指戴逸先生指导的研究生黄爱平所做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那么，其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我们也不妨来了解一下。
首先从戴逸先生的指导工作来看。黄爱平所做的这篇博士论文，“从确定选题，拟订提纲，以至在整个撰写过程中”，戴逸先生“都不断给以指导和启发。初稿写成后，又仔细审阅，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4]。特别是戴逸先生还把自己积累的有关《四库全书》纂修问题的资料卡片交给学生，供其研究参考。可见，戴逸先生不仅对《四库全书》有相当的了解和浓厚的兴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且对自己的学生予以了精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并对论文进行了细心的审阅和严格的把关。所有这些，都使黄爱平获益匪浅，并且铭记在心。多年以后，在她的另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中，黄爱平还特别提到：“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戴逸教授和王俊义教授，他们不仅把我领进了学术研究的殿堂，还为我的成长和发展铺就了一块块厚重的台阶，并总是鼓励我去不断追求新的目标。”[5]而在回顾自己成长发展的学术历程之时，黄爱平也发自内心地把“老师的教诲”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由此不难看出，戴逸先生的指导，不仅是高水平的，而且是尽心尽责的。
再就黄爱平对这一选题所作的研究而言，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当中。以资料的搜集工作为例。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先后参与工作的朝廷官员和著名学者达数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政策措施的实行往往从中央到地方，影响及于整个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并且最高统治者乾隆帝还迭下诏谕，全程掌控，因此，在所有关于修书的官方档案中，有关《四库全书》的资料是最丰富的。除20世纪30年代初步整理出版的《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外，更多的档案资料尚尘封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鲜为人知。当时，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刚刚对这批档案进行了发掘和整理，编出了资料的初稿。征得该馆的同意，黄爱平得以第一个阅读这批弥足珍贵的档案资料，摘抄了大量卡片。并在此基础上，广泛翻阅了起居注、乾隆朝报销册、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档案卷宗。至于有关的文集、奏疏、笔记、函札、书目、年谱、传记、方志、实录、政书等等，也无不广搜博采，尽可能竭泽而渔，不留遗憾。可以说，扎实的资料工作，为其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厚重的基础。当黄爱平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完成之后，无论是同行专家的评议，还是答辩委员会的意见，都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而张政烺先生，就是当时参加答辩的委员之一。
显然，正是戴逸先生的精心指导和黄爱平本人的刻苦努力，共同成就了一篇合格的，并且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而黄爱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增补成书的同名专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出版之后也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当时，国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图书馆杂志》都先后发表书评，称之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6]，日本的《中国图书月刊》也有专文评论推介[7]。并且，该书还先后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全国高等院校出版社首届优秀著作、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等多种奖项，黄爱平也因此而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直到今天，《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仍然受到好评，并被视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 “四库学”领域学风转变和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8]
当然，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在此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学术专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并非尽善尽美，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笔者缕述其有关情形，也并非意图褒奖，而是想说明，黄爱平博士学位论文的成功以及她在学术上的成长和发展，除本人的努力之外，与戴逸先生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批评者借已故前辈学者张政烺先生的名义，以《四库全书》研究的有关问题来做文章，作为指责戴逸先生“没有学问”的依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姑且不论张先生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斯人已逝，无从质证；即便张先生曾有此言，也未必是正式的看法，并且未必就一定正确。据笔者看来，以张先生之学问、人品，以及当年曾参加过黄爱平博士论文答辩的情形来看，是不可能说出如批评者所言的这番话来的。因为这种不负责任、也不符合实际的说法，不仅是对戴逸先生的诋毁，恐怕也是对张先生本人的亵渎。

注释：
[1] 按：这里的统计数字，除种数、卷数外，均见陈垣：《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刘墉等奏遵旨清查四库全书字数书籍完竣缘由折：“办理三分全书，每分计字七万万三千零八十一万九千字。”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9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 弘历：《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文二集》卷十三，《文渊阁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后记》第4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会·后记》第3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 陈祖武：《学如积薪，后来居上──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人民日报》1991年5月18日。
[7] 参见冈本さぇ：《十八世纪大编纂事业的全貌》，【日本】《中国图书月刊》1990年第11号。
[8] 周积明：《“四库学”：历史与思考》：“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俱不断有相关论著出版，其间又以台湾吴哲夫的《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与大陆地区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为代表作。黄著的最大特色是论证详密、着笔细腻，其所述《四库全书》纂修之缘起、机构组成、书籍徵采、编纂校勘、禁毁删改、刊刻补遗、缮写庋藏；分类编目、提要撰写等等，皆原原本本、始末分明。由于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新增编、尚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故其著在资料运用上占有独特优势。该书还十分注意从学术发展的‘内缘’性来说明《四库全书》纂修的背景和学术价值，其平实客观的研究立场显示了大陆地区‘四库学’在学风上的重要转变。”（《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汪受宽、刘凤强：《〈四库全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当代学者研究《四库全书》纂修的成果也相当可观。最值得提出的是吴哲夫先生和黄爱平女士。……黄爱平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充分利用当时未公开发表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不仅使论著在资料运用上显示出优势，并使其对许多问题的分析论证更具有说服力，突破性地解决了纂修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